来来回回走的相公非常多，唯有自己如同官场不倒翁，这容易吗？
旧党不想看到新法再次掀起高潮，是以御史刘挚出列道：“不可，士农工商，当以农为本。王经略本末倒置，大力发展工商。
若人人逐利，那谁来种地？没人种地，那谁来缴纳田税，谁来出劳役，是以此举于我大宋不利！”
看到了希望的李之仪直接反驳道：“士农工商，无士不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王经略在士农工商四策已经明确说明，除了重视百年大计的教化外，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农业。
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工经商，做工经商只是对农事的补充。
大宋想要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必须轻徭役薄赋税，而当赋税减少时，便以工商税为补充。
诸位当知熙河田地不多，纵然各军屯田，亦不足一路所需。
这时怎么办？全部靠朝廷，朝廷的压力也很大。
是以此时就当以工商为补充，若是诸位同僚记性不差，当知熙河路今年工商所得税款高达三十万贯！”
三十万贯如同重磅炸弹一般，足以镇住朝堂的很多人。
想起三十万贯，赵顼也是喜上眉梢的道：“熙河初立之时，朝廷每年往熙河输入百万贯。
而王卿到任后，除却几十万石粮草，没问朝廷伸手，此乃大宋幸事也！
在很多人眼里，熙河都是填不满的饕餮。但在朕眼中，熙河就是一个金鸡。
若没有商税，我大宋早已经入不敷出的垮台了。今年汴京，汉中和成都三地的商税都达到了四十万贯。
若说各地比不上汴京我是信的，但比不上熙州河州的不多的。
熙州河州平均下来可以收得商税近十五万贯，大宋有二百多个府州。这样算下来，足可得三千万贯的商税。
诸位爱卿，三千万贯的商税呀！如今大宋的商税不过一千万贯，是以商税大有可为！”
赵顼自继位以来面临的第一危机就是财政危机，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这让赵顼的腰杆很不硬气。
是以赵顼对财政的看重有目共睹，只要能收上钱，赵顼就喜欢。
后世说宋朝的经济繁荣，商税占赋税的比重将近一半，其实不然。
北宋到熙宁年间银钱实物岁收七千万贯，商税占一千多万贯。而宋朝的专卖制度，盐酒茶三样，加起来足有两千万贯。
不过此时北宋的财税还没有达到巅峰，巅峰时刻是出现在徽宗的一亿六千万贯上，是以商税还有相当的发现空间。
就因为王梓所上的士农工商四策符合赵顼的心意，赵顼也必须有所表态。
“诸位，熙宁以来，天下多次大旱。这熙字有火，而且是热象，是以朕想更改年号。
今年以来，我大宋也算是喜事不断。为了继往开来，诸卿以为什么年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