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二年的时候，张溥又回到苏州，联络南应社同道孙淳、杨彝等人，然后再次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天下各地名士一起到苏州聚会，这一次应邀前来的天下儒林名士共有七百余人。
这些士林名流在张溥组织下，于苏州宣誓建立了一个士林联盟，并将之命名为复社。
复社成立之后，张溥又多方奔走筹集复社资金，然后组织会议，出版集，宣传政治主张，把整个江南的舆论逐渐地掌握在了复社的手。
钱谦益等“四钱”虽说是后期东林党人在朝的大佬，而其在民间的各种活动，主要是有张溥、孙淳、周钟、杨彝、陈子龙等人主持的复社在协调组织。
可以想象的到，要是不把这个张溥给弄走，这个人会在整肃东林党的过程发挥出怎样的负面作用。
这一点也正是崇祯皇帝在动手收拾钱谦益、惠世扬等人之前，将张溥支开，让他跟着姜曰广等人前往朝鲜传旨的原因。
现在正好，不管到底处于什么考虑，张溥自请留在朝鲜，在朝鲜建书院，开讲坛，传播正统儒家学说，这都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乐见其成的大好事。
所以，在接到了姜曰广从朝鲜汉京发回来的奏报之后，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内阁、礼部和理藩院会商大明向外藩属国派遣常驻使节的问题，并决心从朝鲜国率先开始。
然后，在山西剿贼前线的军报送到北京之前的那一天，一队锦衣卫人员，带着给姜曰广、张溥、李信和朝鲜国主李倧的旨意，以及几个装满了四书五经、朱子大全之类儒学经典的大箱，从北京离开，经天津，前往东江镇和朝鲜而去。
崇祯皇帝在给张溥的旨意之，不仅任命他为大明朝廷常驻朝鲜国的钦命使节，而且同意了他的请求，允许他在朝鲜国筹建书院，招收弟子，传播和广大正统儒学。
特别是，崇祯皇帝还特意提醒他，允许他从江南士林之，招募自愿前往朝鲜讲学传道的儒林名师，为朝鲜的儒家子弟授业解惑。
对崇祯皇帝来说，他巴不得这些人赶紧都滚去朝鲜呢。
这一时空之，由于张溥了进士，而且由于这一科进士的扩招，使得张溥没有参与发起并组织北应社，所以应社的活动还是局限在南直隶，特别是应天府范围内。
没有了历史的北应社，自然也没有了原本历史的那个由南北两京举人士子之的士林名流，共同组织而成的所谓复社了。
这一点，也让崇祯皇帝感到放心了不少。
因为历史复社的组织形式，虽然还算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政党组织，但是看起来也十分的可怕。
在张溥的策划之下，一群来自全国的人士大夫，应东林党几个大佬的呼吁，到苏州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共同推举领袖，然后在张溥等人发向全国的公告之联合签名，表达自己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这看起来像什么？
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地方诗会或者地方社了，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形式了，一旦让他们真的发展起来，推广开来，这传统意义的党争可是要厉害的多了！
万幸的是，这个时空之，因为张溥被崇祯皇帝钦点为崇祯元年恩科的探花，一下子有了一种志得意满、一步登天的感觉，又被安排在翰林院天天誊写校订熹宗皇帝实录，所以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根本没有那些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组织一帮子落第的举人搞什么结社。
所以，这一时空之，在复社发展史至关重要的北应社，没有出现，而随之发生的改变则是，复社也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