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一说到文学理论研究，就要寻找什么“逻辑起点”、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主张有坚实的理论立场，而不主张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许多理论体系并没有什么“坚实的理论基础”，却照样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例，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为精神分析理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就在于它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此举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掩藏着以本能、欲望“力比多”为核心的无意识。在信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朴素实在论者看来，这个基础是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于无意识，我们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无法用尺子量，无法用磅秤称。但这并不影响精神分析学说大行其道，虽然它既没有科学的实证性，也没有哲学的思辨性，仿佛在讲故事，仿佛在说闲话，要命的是，却与我们的生活体验、感受大体相通……
一个学科的成立，与其“理论基础”是否“坚实”无关。关键在于，这个“理论基础”是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是否具有“延展性”。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应该抛弃的“迷思”yh。社会科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不需要像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那样，一味执著于寻求毫无异议的“公理”。在社会科学领域，寻求一个毫无异议的“公理”，难于登天。或许，“异议性”是社会科学的根本之所在。之所以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是因为自然科学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烈，二是因为我们受一个隐喻的制约而不自知。这个隐喻便是“理论大厦”仿佛理论必须成为“大厦”才有出息。既然是大厦，自然要有“基础”，而且还必须是“坚实的基础”，否则“大厦将倾”，谁来负责“理论基础”固然如此，“逻辑起点”之类的陈词滥调又何尝例外
第六，应该把“理论”的功能与“教学”的功能分离开来。
“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这两种功能面对的“对象”不同。前者面对的“理想受众”是与自己水平相当的同行，目的在于与其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推进学术的进步;后者面对的“理想受众”是与自己水平相去甚远的学生，目的在于向其传授基本的文学知识。
正如陈平原所言，“论文不是教科书”。他认为，许多学者把教科书当成写作的范本，把教学当成研究的楷模。教学的特点是一二三四、地罗列，以期把观点铺陈在一个平面上;研究的特点是“单刀赴会”，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一个是横的，一个是竖的。比如，告诉你杜甫诗有四个特点，一、二、三、四，中国农民战争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这是平面罗列，不必深入研究，这是教科书。论文是找到一个问题，一步步往前推进，最后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说形象点，做学术论文，研究要单刀直入，切忌贪多求全，四面开花。”2这虽然是就博士论文的选题、写作而言的，对一般的理论研究也不乏启示性意义。
研究不是教学，教学亦非研究，但现在的情形是，两者浑然不分，研究的教学化倾向尤其严重。长期在高校教学的业内人士更容易犯这样的毛病他对自己面对的“理想受众”要么是浑然不知，要么一律将其定位为自己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