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刘羡得到的诸项匯报中，魏遐的不满仅仅只是其中一例，倘若不是他身份敏感，又去信与郭默，並由郭默將其举报给朝廷，根本不值得大书特书。
在尚书台接到郭默的举报时，距离第一次判罚的决议已经过去了一个月，而因张丑等人虽被拿下，但死刑还是要等到秋决的原故，他们的家属便在四处活动，找同袍帮忙说情。这使得尚书台已经陆续收到为张丑等人说情的上表二十余份。其中大部分是跟隨刘羡已久的元从，既有河东军的苟远、李平等人，又有雍州军的诸严、严嶷等人，都请求刘羡放过张丑一命。
他们甚至请动了吕渠阳，吕渠阳委婉地向刘羡进言说，张丑等人在战场上几次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否先將他们贬为白衣之身，允许他们以后戴罪立功，哪怕是死，也是死在战场上。直接因此斩首，恐怕有些太不留情面了。
但刘羡的態度很坚决，他对吕渠阳说道：“我並非不留情面，是他们自己不给自己留情面！要做一个功臣，难道还要用小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么？人时时刻刻都要牢记，大丈夫做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去告知张丑、陆诚他们，让他们安心得去。他们的后人，也不会受牵连，该上太学就上太学，该袭爵就袭爵，但他们到了下辈子，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如果只是处斩这些涉案官员，大概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很显然，伴隨著卢志已经正式开始了第二轮清田检籍，给许多官员与豪强带来了切肤之痛，天子的刚毅便还不能堵住悠悠之口。
故而当尚书令傅畅將魏遐的信件上报给天子时，给出的意见是以“誹谤国策”与“大不敬”两罪並罚，將其贬黜到广州去当县令，以正视听。
谁知刘羡却没有立即表態，他翻看信件后，並没有第一时间谈论魏遐的罪名，而是对傅畅道：“世道，你以为信上说得有没有道理？”
傅畅闻言先是一愣，他有些摸不准天子的想法，但还是如实回答道：“陛下处事至公至正，魏遐小儿，焉能知之？自然没有道理。”
刘羡便將手中的信件放在桌案上，用手指敲击了两下，又问傅畅道：“倘若如此处置魏遐，天下人会以为他说得对，还是不对？”
这真是一个新颖的问题，傅畅还从未想过，他皱眉想了一会儿，最终答道：“臣不知。”
“这有什么难说的？世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刘羡谈笑著微微后仰，用一种极放鬆的姿態说道：
“老子曾经提醒过孔子，所谓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这算是一句名言了，大意是说，聪明人非常討厌，常常会指出別人的缺点，换言之，若一个人是因为言论被朝廷处罚，那旁人便会以为，他的言论是正確的。世道，你说是也不是？”
傅畅至此算是明白了天子的想法，天子其实是在思考，如果就这么简单粗暴地处罚了魏遐，在政治舆论上是否会坐实舆论的攻訐。
这確实是一个隱忧，但傅畅却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北地傅氏向来是以实用为主，並不认为舆论上的风波能起到多大作用，便说道：“陛下，《韩非子有言，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適，故言行而不轨於法令者必禁。』”
“陛下，韩非的意思非常明白，君王之尊，不是臣子的言语可以侵犯的，世上的蠢人是如此之多，您何必在乎那些誹谤之词呢？乾脆禁了便好，和这些人讲理，他们已有了成见，哪怕是讲上一万年，恐怕也讲不通。直接治以大不敬之罪，令无人敢言，才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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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羡哈哈一笑，指著傅畅道：“世道啊，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韩非所言確实不错，但与当下的时机不合，君主能以重刑处置言罪，那是在国家的成法已经卓有成效的时候，世人皆服其法。若有人再非议，那真理不辩自明，所以是乱法之罪，可以直接降罪。”
“可如今是乱世，我能够立国存身，一靠祖宗遗德，二靠征伐四战，三靠坚守信义。可世人知我信我，却並不代表能相信新法，因为新法眼下还没有成效。因此，我若是单纯地因言论罪，反而会令影响更坏。”
刘羡的言语並非无中生有，古往今来，因言获罪的文人可谓数不胜数，而在最近的两百年中，最出名的言论罪，大概便是在桓帝与灵帝时期的党錮案了。此案分为两次，遭受牵连的士人成千上万。尤其是灵帝时期，反对朝政的士人数不胜数，灵帝便下詔，將他们尽数党錮在家，不允许其出仕。可结果呢？反倒是士人们在乡里群起清议，彻底在舆论上摧毁了汉室的权威，而导致了士族的兴起。
这绝非孤例，司马昭篡魏时期，又是怎么整治身为竹林七贤的嵇康的？仅仅因为嵇康不愿意出仕，在民间对司马氏颇有腹誹，便直接將嵇康当眾处死，结果嵇康临死前的一曲《广陵散，反而令司马昭风评直下，至今仍留有丑声，以至於司马炎不得不对士林近乎变態的宽容，却仍无法消除父辈留下的恶果。
殷鑑在前，可知世人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而朝廷的新政既然惹人非议，那就要从两方面著手，不仅要严格执法，打消旁人的幻想，同样也要在正面对舆论做出回应，批驳那些否定新政的观点，只有堵与疏並行不悖，方才能將新政真正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