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宋君臣会合，顺利夺取汝州暂为安身之所，不料还未安顿妥当，便见城东大军来袭。
种师道负责城防，第一时间发出示警，调集重兵，把守东城墙，以抵御敌军攻城。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循着痕迹而来的武松。
此时的武松，意气风发，气势雄壮。
身边是一众大将跟随，身后是六万雄兵壮威。
大军直临汝州城下，便有卞祥出阵叫战。
种师道见对方不过六万大军，与自己这边相差不大，也不怎么担忧。
虽然听说过昭军火器厉害，但是他不仅领教过了，还用过不少。
当初宿元景买来的大批火器，他西军用得最多。
自然，他不仅能正确认识火器之威，更有应对之法。
所以，他并不担心大军围城，自己把守不住。
甚至他在想，或许可以趁对方立足未稳，派兵出城打上一场，若是能胜，或许便可扭转局势，转守为攻。
若是不敌，由他策应，也能从容撤回城中。
当然，此事他还需与童贯商议，得到这位最高统帅同意，方才能行。
只是当他去求见童贯时，童贯却避而不见，只说让他万事听官家的，若是官家统一，可自行决断。
种师道以为童贯是要维护官家尊严，因此不便在军事上再来拍板。
他顿时觉得童贯的形象，莫名高大起来。
于是，他去求见赵恒，说知欲出城迎击贼军一事。
赵桓对行军打仗一窍不通，自然授权种师道可便宜行事，一切都拜托给种相公。
种师道也当仁不让，立刻赶回城头，与众将商议。
老将姚古自告奋勇，愿带兵三万，出城击敌。
种师道十分欣慰，有姚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出马，自然一切无忧。
于是，他命张浚和张俊为姚古副将，开城迎敌。
这二人，名字几乎相同，读音别无二致。
若是不知道，很容易就会将二人搞混。
但其实，二人没什么关系，甚至为人也是大不相同。
先说张俊，历史上他是广大读者朋友耳熟能详的南宋中兴四将之一，出身贫庶，少年从军，十六岁岁时充当弓箭手。
宣和年间，在与西夏作战及镇压山东李太、河北武胡等农民起义的战斗中，累功迁武德郎。
靖康元年，金人攻太原，其随种师中往援。康王赵构任兵马大元帅，张俊即率部往从，擢元帅府后军统制。
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任御营司前军统制。苗傅、刘正彦政变之中，宋高宗被废，张俊与韩世忠等在张浚节制下，平定事变，升为御前右军都统制，拜节度使。
建炎四年，张俊守明州城，一度击退来犯金兵，获高桥之捷，旋因完颜宗弼反扑，弃城逃遁。
次年，为江淮招讨使，讨伐叛将李成，并多次挫败伪齐的侵扰。时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所部称张家军。
绍兴十年，金军南侵，宋诸军迎击，其部将王德收复宿州、亳州。后张俊迎合高宗、秦桧解除诸将兵权的意旨，旋即撤军。
次年，首请解除兵权，授枢密使。又排挤刘锜，追随秦桧制造伪证，促成岳飞冤狱。后罢枢密使，进封清河郡王，备受高宗宠遇。二十一年，拜太师。于二十四年六月卒。
纵观其一身，本事是毫无质疑的，但人品和德行是十分有亏的。
先有弃城而逃的“壮举”，随即有逢迎谄媚之“气节”，之后更是有排挤同僚、助纣为虐、陷害忠良的“功绩”，因此，看官老爷们心中大致是不能接受他与岳飞、韩世忠齐名的。
再说张浚，那是南宋名臣、学者，进士出身，历枢密院编修官、侍御史等职。
苗刘之变时，与吕颐浩、张俊、韩世忠等勤王复辟有功，除知枢密院事。
建炎四年，提出经营川陕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
在川陕三年，虽于富平之战中大败，但训练新兵，任用刘子羽、赵开、吴玠等抵御金军，也使江淮也赖以安宁。
后除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部署沿江、两淮诸军防御，并谋求北伐。
淮西军变后引咎求罢。秦桧及其党羽当权时，谪居近二十年。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再获起用，奉命督师北伐。虽初战告捷，但因部下将领不和，于符离之战大败。
旋即再相，视师淮上，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不久又为主和派排去。隆兴二年，张浚病逝，享年六十八岁。累赠太师，谥号“忠献”。
张浚自南渡之初，即以从龙功臣的身份，一度深得高宗、孝宗信任，被称为“中兴之佐”“长城”。
一生虽屡次起落，但两度执政，出将入相，与南宋初年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息息相关。
时人及后世围绕其个人性格及建立事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誉之者赞为“身兼文武之全才”，“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将其与诸葛亮相提并论。
批评者则指出他托名恢复，大言误国，忌贤害能，志大才疏，“无功可言而罪不胜书”。堪称南宋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但无论如何，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比，都比张俊要优秀得多。
如今，二将在此关键时候，联手出战迎敌，倒是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