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罗马士兵对耶稣说：“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的打扮可不像。”
于是他给耶稣穿上了紫色的袍子，给他戴上了荆棘王冠，并戏弄得对他说“我王万岁！”
那个罗马士兵一定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的皇帝，会跟他“加冕”耶稣一样，被教宗加冕皇冠。
教宗只是一个祭祀，只是仪式之中的一个演员，可是世俗赋予了他权力，拜占庭帝国除了有君权神授以外还有君权民授，拜占庭帝国的君主政体最早来源自罗马帝国，比如屋大维既是罗马的“奥古斯都”又是“终生保民官”，对于抽象事物的理解是困难的，因此有了一个具像之后拜起来就容易了。宏大的加冕仪式可以用来弘扬君权神授的合法性，要做到名正言顺就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拜占庭帝国的加冕仪式最早是按照波斯宫廷礼仪确定的，这种来自萨珊波斯的仪式按照罗马的国情进行了些许改动，原本应该给皇帝加冕的最高祭祀成了普通祭祀，因为罗马皇帝规定自己才是国家的最高祭祀。
然而当基督教成为拜占庭的国教之后，从教皇利奥一世开始，就由教宗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为新皇帝举行加冕仪式，后来福卡斯称帝后将加冕仪式改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由此教宗就有了一项特权，他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向新皇帝提出一些“要求”，在皇帝完成加冕仪式之前，他是不能过问宗教事务、处理宗教争端的，加冕之后他才有权管理宗教会议上的决议。要当拜占庭帝国的皇帝首先必须是一位基督徒，否则即便你是老皇帝的嫡长子，只要教宗不加冕也是免谈，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公然的毁圣像举动是对教宗的一种挑衅。看在上帝的份上罗马教会目前还没有土地，所以不能称呼格里高利三世为教皇，在西公教的区域没有皇帝，只有国王、公爵，如果你是个欧罗巴大陆的可怜农夫，你住在乡村里，因此你要向尊贵的领主和夫人交税，如果你是个城里工作的工匠，你能依靠在教堂干活维持生计，同样你也会被教会要求缴纳赋税以换取保护好公平，所以领主管理着农村，主教才是城市的实际统治者。教皇制的实际萌芽起源于利奥一世，君士坦丁堡毫无疑问是个大城市，照规矩该有一个主教，在基督教早期，一些主要城市里，设立在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安提约基雅、耶路撒冷等五个首要主教所领导的教会被合称为五大宗主教，这五个城市的主教被称为宗主教，罗马和东正教分裂后，罗马总主教称为天主教的教宗，而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称为东正教的普世大牧首，有了牧首之后罗马教会就不用派人来干涉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事务了，唯有加冕仪式，需要教宗本人到圣索非亚教堂举行。
罗马帝国虽然分裂了，东派教会与罗马教会并未正式分裂，主要是教义的分歧让大家彼此分离了，然而世俗，尤其是罗马皇帝的介入，让西公教和东正教多个世纪以来摩擦和对抗加剧，尤其是委派宗主教的问题上，东部一直处于皇帝的控制下，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必须听从皇帝的管辖，没有自由专断的权力，西公教则比东方更多了自主权，少了一些束缚，国王和皇帝的差距就是教皇可以向国王索要特权，而教皇只能向皇帝提出“民众的需求”。建立军功是皇帝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民众也需要生活，莫里斯一世重视拜占庭帝国的骑兵传统，首先极力主张建立更为强大骑兵，并装备更为精良的防护器具和兵器，认为优良的重骑兵才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力量，然而要装备这么一只军队需要钱，大量的钱，很多很多的钱，鉴于前代皇帝欠波斯留下的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军备所需，莫里斯极力缩减军队的薪金和首都平民的救济金，同时不断加重赋税，最终各个行省不断爆发起义和军队暴动，最后福卡斯这个百夫长狡猾得利用了士兵们的愤恨与不满，率领哗变的士兵涌入君士坦丁堡，在首都市民的欢呼声中把除了提奥多西皇太子以外所有皇室成员送上了断头台，然而军队、平民、奴隶一起推翻旧政府后，新政府的统治也苍白无力，篡位者福卡斯虽然在军队的用户下登上了皇位，不过他自始自终都遭到元老院、逮住和大部分行政官员的坚决反对，于是规模空前的内战爆发了。福卡斯答应将加冕典礼的举行地点从皇宫转移到教堂，换取了君权神授，然而平民还是抛弃了他，王城是皇帝不允许抛弃的，从查士丁尼的妓女皇后狄奥多拉发表了那番“紫袍是最好的裹尸布”的演讲后，平民们就认定了皇帝一旦逃离君士坦丁堡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民众，莫里斯一世的皇太子在倾城之乱时乔装成修士逃走，舍弃了自己臣民的继承人纵使他的继承权是合法的，平民还是不承认，同样福卡斯君权神授了，平民不认可他一样要被推翻，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权是教会和民众授予的，用中国尚书的话来说，就是天现自我民现，天听自我民听，只有教会和民众都稳了皇帝才能坐稳，利奥三世的毁圣像运动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又一次教难，与此同时他从修道院里清剿出来的财物收买了人心，也就是说民众不信神之后，即便教宗不论有多少怨言他也只能谴责，皇帝可以无视他的怨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走到世界尽头也是有用的。
房子是一个隐私的空间，但是也不是必须的，至少不像粮食一样是必需品，富豪占了别人的耕地建造房子，他一个人可以有五六七八九十个住处，这样一来就对别人的生计造成了问题，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农民涌入城市，在做工的时候又一次被盘剥。一匹绢五百五十文，到了君士坦丁堡可以卖一磅十二两黄金，其中五百七十六倍的差价被中间商吃掉了，不论富豪如何努力，他都不可能过上和胡商一样的生活。富人之间喜欢斗富，为了获得更高额的利润中国丝绸商人就压榨人工，获取更多利润，往往城市里工作的人没有多少财产，他要付房租、吃饭以及预防生病的费用，而工人的进项却很少，一旦辞掉了现在的工作他的饭碗就成了问题，这个死循环就开始了，朝廷需要更多的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人民却即使面对很便宜的教育成本也没时间读书。时间就是金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成本，到西北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没本事是混不走的，混不走汉人就更没法获得那五百七十六倍的利润，偏偏富豪们花大钱买国外运进来的女奴、宝马等奢侈品，最终导致大量贵金属外流，朝廷铸造铜币的速度远远比不上流出的，国内又需要钱流通，豪强就开始铸造恶钱，本来一个开元通宝能买到的东西，要三个恶钱购买，由此物价飞涨，平民更买不起东西了，反倒是那些铸造恶钱的富豪可以大量购买物资，居奇抛售，由此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民众的仇富情绪达到一个极限，人心失衡后就尸横遍野了，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重新建立混经历一个混乱的过程，就是鬼谷子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混乱久了就需要秩序，新的秩序如何建立才是考验一个人本事的。
隋文帝的强悍之处就在于此，中国人评价自己的皇帝首先看到的是文治武功，唐太宗李世民灭了突厥后被封为天可汗，让海外华人都因此而感到骄傲自称唐人，杨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被波斯文明打压得岌岌可危的汉文明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重新复兴了汉文化，同时期的罗马都被波斯化了的，农耕文明整体式微，上帝之鞭阿提拉几乎将整个东罗马给吞掉了，将游牧民族赶走有多困难罗马人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兵源也是农民，如果不是当时阿提拉被暗杀了，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统一整个罗马，即便如此罗马帝国也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强盛。东方人不仅恢复了国力，甚至还变得更加强盛，单从这一点隋文帝对世界历史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
选择比努力重要，加大纺织丝绸的量不仅不会赚更多的钱，还会让丝绸从“奇货可居”变成“普货”，一旦丝绸之路断了就会因产能过剩形成囤积，价格就会下降，女人因为发烧而发昏的头也开始冷静袭来，丝绸也就失去它那让人着魔的魅力了，从陆路走要通过大食人的土地，从海路走绕不开大食人的舰队，从天上飞没那个技术，要想再次获得欧罗巴的市场就要跟张骞一样“凿穿”一条通道，对于那么多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中东中国人又知道多少呢？跟对老板很重要，汉朝的商人里面也有玩子钱的，他放十倍的利都能收回来，穷奢极侈买奢侈品的钱有，交税的钱没有，那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保护费。如果是朝廷施展暴政、不合理拒绝交税的，是朝廷的问题，如果完全是为了剩下那点税钱继续过富贵生活的，就是自己的问题，买了好东西不炫耀一下岂不是锦衣夜行？有些死就是这么找出来的。
上次来的时候，潼关道两旁的豪宅里还有仙乐飘飘，如今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有几家还门洞大开，如同鬼域。
豪强不只是有钱，还有武力，如家兵、打手之类，没有一点防御的力量，家里只有女人和俊俏的奴仆下场就是这样，亡命徒乘着竹筏上岸了，来了多少他一点都不知道，不过能造成这样的死寂料想也不会少，闹了那么大的阵仗滋水驿居然没有收到一点风声，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两百左玉玲骑兵如同人的手掌一样分成五股消失在浓雾之中，由萨宝府支援的武装商队在中间，重骑兵在后面，夹片颠簸时发出的声音和硬币差不多，“丁零当啷”非常好听。
编钟也是一样的原理，用小铜锤轻轻击打那些青铜钟，只是编钟发出的声音有起伏，而盔甲和硬币发出的声音很单调，音乐能让人放松心情，适当听一听还是可以的，可是整日听这东西，人就会在安乐中逐渐走向死亡。
当皇帝多让人羡慕，其实那沉重的金冠就跟耶稣头上的荆棘王冠一样，戴着让人头痛，而且它还会让人流血，最终成为一种刑具。
不要贸然去过一种自己不了解的生活，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好像很过瘾，和妃子风流快活多了有可能被活活累死，民间说得好，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为了那一声“万岁”把自己的命搭上划算不？
再说了，登基只是第一步，后面还要治国安邦，要造反很容易的，问题是将来是什么打算，曾经有座塔叫巴别塔，是当时全人类联合起来兴建的，人希望能建筑一道通往天堂的高塔到达天国，为了阻止人的计划，上帝让人说不通的语言，使人类之间互相不能沟通，因此计划失败，人类各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