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时间，周二下午三点。
塞纳河畔的秋风带著几分萧瑟，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办公室內，暖气却开得很足。
让·皮埃尔正戴著金丝眼镜，靠在宽大的真皮椅背上，愜意地批阅著下一年度的展览预算。
作为法国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他最近春风得意。
凭藉在媒体上大谈“去殖民化”和“文化平权”，他已经成功引起了爱丽舍宫的注意，下一届法国文化部长的宝座，几乎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就在这时，秘书敲门走进来，將一个没有任何邮戳的普通牛皮纸袋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馆长阁下，这是莫里亚克教授刚刚派私人助理送来的。他说，务必请您亲自拆阅。”
送信的不是外人。莫里亚克是法国汉学界年近七旬的泰斗，跟让·皮埃尔有三十年的交情，在欧洲学术界德高望重。
让·皮埃尔挥手让秘书出去，漫不经心地撕开了牛皮纸袋。
最先掉出来的，是一张手写的便签，上面只有一行优雅的法文圆体字：*“关於贵馆所藏远东文物的来源问题，恳请馆长阁下拨冗指教。”
字跡是列印的，看不出是谁写的。
让·皮埃尔微微皱了下眉头。他往纸袋里一掏，拿出了三份文件的复印件。
第一份，是一份法文手写记录的影印件。纸张的边缘带著歷史的沧桑感，墨跡有些晕开。標题是：《夏尔·库赞上尉私人日记摘录，日期赫然写著：1860年12月。
让·皮埃尔的法文功底极好，几乎是扫了一眼，目光就像被钉死在了纸面上——“大水法”、“废墟”、“搬运”、“两块精美的汉白玉石雕”、“中西合璧的云龙纹”。
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呼吸停滯了一秒。
第二份文件，是1869年巴黎公证人协会的遗產拍卖记录。买家姓名、付款金额、日期、物品的详细描述，一应俱全。
第三份，是1876年吉美博物馆的入馆登记簿。在对应年份的捐赠记录上，物品描述只有极其模糊的四个字——“远东文物”。
看完这三份文件，让·皮埃尔握著纸张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这三份文件一旦串联起来，形成的证据链简直比鈦合金还要坚硬！它指向的结论清晰得让人头皮发麻——他馆里那两块被当作“镇馆之宝”，在展厅c位享受著最高级別安保的汉白玉石雕，根本不是什么合法的“远东收藏”，而是1860年英法联军从华国圆明园抢来的血腥赃物！
让·皮埃尔慢慢把文件放回桌上，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靠在椅背上，死死盯著天花板上的復古吊灯，看了整整三分钟。
这封信，在这个节骨眼上送来，是什么意思？
他那颗政客的大脑开始疯狂运转。第一，这是中方施压的前奏，准备在某个时间点向全球媒体公开这些铁证，让他身败名裂；第二，这是某个政敌在搞他，借学术之名给他埋雷；第三，这是一个“善意”的最后通牒，给他一个主动纠错、体面下台的机会。
让·皮埃尔在法国政界和文化圈混了三十多年，太清楚这种“学术请教”背后的水有多深、刀有多利。
他一把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手忙脚乱地拨通了莫里亚克教授的號码。
“亲爱的莫里亚克，我刚收到你让人送来的……那封信。”让·皮埃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但微微颤抖的尾音还是出卖了他。
“哦，你说那个啊。”莫里亚克的声音听起来古井无波，“是一个中国朋友托我转交的。他们正在做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溯源研究，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兴趣听这种……意见』？”
“皮埃尔，你去年在《费加罗报上的那篇专访，谁没看过？整个欧洲都在等你这位去殖民化旗手』、法兰西文化良心』的下一篇文章呢。”莫里亚克的话里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謔。
让·皮埃尔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
他瞬间绝望地意识到，自己这几年为了拉选票而苦心经营的“正视殖民歷史”的道德人设，此刻变成了一根沾过水的粗糙麻绳，死死地套在了他自己的脖子上！
他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回答，莫里亚克又慢悠悠地补了一句：“对了，那个中国朋友还让我带了一瓶酒，说是1982年的木桐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那位朋友让我转告你——好酒需要时间沉淀，歷史也是。希望你能在灯下好好品鑑，然后，做出符合你人设的选择。』”
电话掛断后，让·皮埃尔看著办公桌角落那个刚才被他忽略的精致木盒，半天没动。
他知道那瓶酒是什么意思。
先礼后兵，喝完酒再做决定——他太了解这种东方人式的含蓄施压了。
这瓶酒，就是中方递过来的一杯“毒酒”，喝了，他就得把国宝吐出来；不喝，中方就会把这些铁证砸在全世界媒体的脸上，让他连带著法国文化部一起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