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分工，石强立即乘坐最近的一趟航班，飞往了西藏。
因为涉及调查5年前的凶案，所以石强得到了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一下飞机就坐上了当地警方专门派来接送他的警车。
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警车在一个不大的寺庙前停了下来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老喇嘛。
在当地陪同警员的介绍下，石强得知眼前的这座寺庙就是当年案发地索布寺。而眼前的这位老喇嘛在案发时，也在这座寺庙里修行，是遇害老喇嘛阿丘仁玛的徒弟。
老喇嘛不会说普通话，而石强自然也不会说当地的藏语。好在有陪同民警的翻译，石强才艰难的与老喇嘛进行了交谈。
在石强的意料之中，老喇嘛这次提供的信息，全部都是当年的卷宗中已经反映了的。这次也完全没有提供出任何有价值的新情况。
交谈了一会儿，石强便把焦点引向了“嘎巴拉”法器上。
对于这件法器，当年老喇嘛在案发时，也简要的向警方进行了描述。但是，那时的侧重点，只是简单的将这件法器作为遇害人的“遗失物”而已。
可是，因为手中掌握了来自黄宏光的1号法器，所以石强需要更加详细的信息，以试图在1号法器和遗失法器之间建立或者说是排除某种联系。于是，在石强的引导下，老喇嘛便对当年遗失的那件法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说明。
原来，5年前的案件中，阿丘仁玛老喇嘛遇害案中，那串丢失的法器，是遇害人阿丘仁玛老喇嘛从他故去的师傅手上那里继承下来的的。而阿丘仁玛的师傅又是从他师傅的师傅那里继承的……一直往前，历经8代老喇嘛的心手相传。而法器的最初肇始者，也是一位高僧，名叫柴让。这种嘎巴拉法器，对世俗之人而言，在材质上完全无法与珠宝媲美，可是其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尤其是在信徒心中，那件法器就是至高无上的信仰，是绝对的无价之宝。
“那件法器的最早成型时期可以追溯到大约200年前，准确的说是在公元1813年，也就是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前后”老喇嘛对那件法器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石强的意料。
“恩？嘉庆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两百年前发生的事情，时间怎么能这么具体？”石强感觉很不可思议。
一般凭经验来说，这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和文化系统中传承了几百年的私人物件，顶多也就是能知道其大概的时间。而自己眼前的这位老喇嘛居然可以精确地说出其在200多年的具体某一天完成，这就有些违背常理了。
但，这往往预示着，这件法器背后肯定有一个或者多个非常传奇或精彩的经历。
石强示意老喇嘛继续介绍法器的传奇经历。
“每件法器在传给下一个主人时，都会举行一个传承仪式。而一同被传承的，还有这件法器的初生经历。所以，虽然历经200年，但是对于这件法器，我们很清楚它的来历。”老喇嘛如数家珍。
大清入关100年后，到了嘉庆年间。这时，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过了康雍乾盛世，腐败的迹象也已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各种分裂和反叛势力暗潮涌动。为了巩固统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嘉庆决定恩威并施。于是，嘉庆十八年，嘉庆特意要求各地总督从青海、西藏、蒙古、两广等当时相对边远的地区挑选一批在当地具有相当号召力的绅士贤达，将他们聚集到北京，一面施以天恩，给予安抚，另一方面让他们看到大清国核心地带的繁荣富庶、兵强马壮，以让那些隐藏在这些人中的居心叵测的人知难而退。
在这一批人物中，就有一位来自西藏的密宗高僧，名叫柴让。
这位高僧对政局和权力完全不敢兴趣，他不关注现在是谁在掌握这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但却像绝大部分爱国僧人一样，心怀最朴素的忧国忧民的大情怀。除了潜心于经卷和研修佛法外，柴让高僧也看到了大清繁荣背后隐藏的各地官员贪腐、会道门遍地开花、农民起义暗潮涌动的危机。
所以，在得到嘉庆皇帝召见后，这位柴让高僧就决定暂时留在北京附近，试图通过传播密宗佛法，来拯救万民。在这个过程中，柴让高僧发现当时北京周边同时存在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会道门。它们打着“宗教”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愚弄百姓、推翻政府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