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书中指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禄。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对实行“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它主张把“孝”贯穿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经鼎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它把维护宗法等级关系与为君主服务联系起来，主张“孝”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按照父亲的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提出“孝”的具体要求：“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天子之“孝”要求“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则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士阶层的“孝”是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孝经还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
第四，孝经的地位
孝经和论语本来属于传记，但汉代重视“孝”，非常认可孝经里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可以感天动地，故予大力推崇，甚至帝王名号里也加个“孝”，如汉文帝称“孝文”，汉武帝称“孝武”。在为经书制作的纬书中，常把孝经与春秋并举，如孝经纬钩命决里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说“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可见在汉代人心目中，孝经是是孔子所著，和作为经的春秋地位相同。
孝经在汉代地位比肩春秋和论语，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孝经古文经多出第十九章。古文孝经闺门章第十九：“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
第五，孝经的影响
孝经在中国古代影响很大，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还有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孝经强调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是完全的糟粕。其实不然。孝经里第十五章“谏诤章”专门论及此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曾子说“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孝道，已经听过了天子的教诲，我想再冒昧地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7个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纵使天子是个无道昏君，他也不会失去其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5人，即便自己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失去他的诸侯国地盘卿大夫也有3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即使他是个无道之臣，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普通的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美好名声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於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於不义之中。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争力阻如系君王所为，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直言谏争。所以对於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遵从父亲的命令，又怎麽称得上是孝顺呢”可见，所谓“孝”，虽然强调父的地位和权威，但并不是指一味地顺从。这里的不可以不也带着“硬规”的意思，也很强势。然而，后人还是误解了，造出了“孝顺”一词，甚至认为顺就是孝。我认为导致这一误区有两个原因，一是孝经虽然明确指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孝，但其谈孝多，谈诤少，好比劝百讽一的赋，令人对“顺”印象不深。二是在现实中，君父的权威太盛，以至于敢于跟君父谏诤揭逆鳞的人都没有多少好的下场，导致臣子匍匐在君父脚下，顺多逆少。是现实给孝的后面添了一个“顺”字，这是封建专制时代的必然。更何况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哪个当儿子的不是从父亲这里连吃带拿，又怎么硬得起来呢？
总而言之，中国孝文化是中国封建统治文化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不可能如此牢不可破地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而孝经这部经典，对于维护封建统治，也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