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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完美的“四乘一接力”式著书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我国古诗由诗经的四言诗进入五言诗阶段,班固是个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之文王、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刑法志。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自“太仓令有罪”以下,诗人笔凌百世,直叙汉初淳于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太仓令”即汉初名医淳于意,他曾担任齐之太仓官仓的小吏。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告发他触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长安。五个女儿急得直哭,他大骂说:“生女真不如生男,缓急之时谁能帮我办事!”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孤独之状”之意。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异常悲伤,痛感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赎”,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书诣阙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缇萦到宫廷上书的情景。“鸡鸣”、“晨风”,均为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名篇。前者抒写后宫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后者歌咏女子“未见君子”之忧。据文选注引刘向列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晨风之诗”。班固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抒写缇萦忧急断肠、歌号阙下的景象,读来令人怆然泣下。正是缇萦舍身赎父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文帝。“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终于赦免了她的父亲,并在诏书中感叹说:“夫刑者,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之父母哉?”并作出了“其除废除肉刑”的重大决策见列女传。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决策的,竟不是众多的须眉,而是这位临淄的民间少女。诗人有感于此,在结句中不禁长声吁叹:“百男何愦愦愚笨,不如一缇萦”!

初看起来,班固的这首咏史,纯是对缇萦救父事迹的歌咏,似无更多的题外之旨。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咏他人,偏偏想到了这位女子?其实是班固因无人救援,他有感于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狱而不救,才触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首歌咏缇萦救父的诗。班固在诗中寄寓了自身的现实感慨。他之称颂“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实际是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任用肉刑、诛戮大臣的贬责。他之感叹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更包含了对诸子不肖、累及其父的凄怆。从这一点看,这首诗正是开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咏史体”之先河,班固也就成了五言诗和咏史诗的“双重鼻祖”。

综观班固一生,文学上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史学上,其汉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其成就足以令人艳羡了。更不用说其白虎通、燕山铭,其绝命诗还开了咏史诗的先河,其成就可谓大矣!班固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十分了得。班超投币很从容投笔从戎,效仿张骞出使西域立了奇功,一生创造了两个成语:“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昭则是天底下少有的才女。女辞赋家、女史学家、女政治家,历史上第一位女老师,甚至还有人称她是数学家。而且有关她的事情都是在正史上记载的,这对于一个处在封建王朝的女性来说绝无仅有的。

班昭天衣无缝续汉书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在班昭四十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汉书。

我们史学上极为辉煌的巨著终于在班昭手中完成了,使之没有像红楼梦一样成为一部残缺之作。女子修史,在二十四史中之前固然没有过,后来从未再有女子参与过史书的编写。称之为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是当之无愧的。后人对汉书评价极高,宋朝有个苏舜钦的诗人,豪放不羁,好饮酒。边读汉书边喝酒,读到高兴的地方就喝一杯,有时读得高兴了一晚上居然能喝一斗酒。所以“汉书下酒”成为一个风雅的典故。按史记载,汉书的作者一共是四个人:班彪、班固、班昭、马续。但读起来却使人感到“后先媲美,如出一手”,续写的部分与整个汉书十分和谐协调。这是汉书创造的一个奇迹,也说明班昭在才学上与班固不相上下,同是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汉书刚面世时,许多人读不懂,同郡马融便拜伏在藏书阁下,跟随班昭学习汉书。汉和帝还多次召她进宫,让皇后妃嫔,都拜她为老师。每当外邦前来进贡,和帝总要让她即席为赋作颂。从此,班昭被人尊称为“曹大家g”。

名门之后马续终结汉书

马续是班昭的学生。伏波将军马援侄孙,将作大匠马严第七子,著名经学家马融之弟,东汉将领。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曾受命补写汉书天文志。马续所做的汉书内容篇幅都是最少的,但他是汉书著作的最后一棒,也作为汉书的作者之一载入史册。真是成功地蹭了热度,占了一个大便宜。

汉书特色很鲜明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也不是图省事儿完全照抄,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汉武帝以后的史事,吸收了班彪遗书,把当时十几“狗尾”也物尽其用地“化腐朽为神奇”,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显得比史记更有史料价值。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可以称得上“炫酷拽”,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文豪苏轼的文章被时人誉为“苏文烂,秀才半”,那么苏轼的好文采从哪里来?他的秘诀之一就是“抄汉书”。75万字的汉书,苏轼竟然抄写过三遍!苏轼的眼光当然值得信赖,此书若不够好,他怎么舍得花时间抄三遍?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

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