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很多古书一样，围绕国语也是疑云重重。首先是作者的问题。
国语的作者，自古存在争议，迄今未有定论。最早提出国语作者为左丘明的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们的说法，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根据作传所剩下的材料，又编了一本书，即国语。班固、李昂等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
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这类说法。晋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对意见，他在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中言“国语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意思是既然国语和左传都是左丘明写的，那么对于同一件事，两书的观点为什么会截然相反呢？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也都对左丘明著国语存有疑问。
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左传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到了现代，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他们认为国语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一地。它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成。
国语对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管仲和齐桓公的论证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历史时间。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疑云之二：是历史吗？
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还是比较牵强的。柳宗元也表示过怀疑，他写过一篇非国语，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并说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其实，柳宗元列举的非难之词，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正是对国语应该肯定、赞美之处。我们看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取得暂时和平之后，如何忍辱负重，蓄积力量，准备复国，作品写得何等生动传神，“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写得何等生动、深刻。
总之，国语一书，是记言类国别体史书，且疑似有虚构的内容，作者也不太确定，是否能称得上中国版荷马史诗还不敢确定。古书经常留下这样的疑云，让后人言说不尽。这一点我们虽然习以为常，却仍有点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