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其实，纪传体和编年体各有优点。前者以人物为中心，可以把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形象生动，非常有可读性。而编年体则以社会为中心，能够把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展现出来，便于读者历史地看问题，把握历史大势。前者侧重微观，后者侧重宏观，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也就是二十四史之外，总有一条编年体史书的链条始终与之同行的原因。
平心而论，纪传体属于中国特色史书体例，其操作是有难度的。根据史书作者水平不同，记录历史难免有搞不掂的时候。编年体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例，虽无才思却便于操作。我国的编年体史书还担负着“板凳队员”或“备胎”的角色，为纪传体史书保驾护航。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班固汉书和范晔后汉书问世前后，不如它们的纪传体史书都被湮灭，毫不留情，独于体裁不同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后汉级网开一面。我想它们的幸运大多是来自于它们物以稀为贵的体裁。这虽然有赖于它们本身的水平和质量，但也是历史刻意的选择。
写到这里，会有读者问，你说的也只有目前这几个朝代，往后那些朝代都有编年史吗？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修史的国家，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应的十几部甚至几十部史书供历史选择，有官修的，但大部分是私修的。历史会用择优录取的办法留下最好的几部。这些史书虽以纪传体史书为主，但也总是能看到编年体史书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