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安静了几秒。
方磊靠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说：“我老家在陕西蓝田，我们那儿出玉石，我爷爷是采玉的，一辈子不识字，但他能摸出石头里面有没有玉，他说，好的玉石摸上去是温的，不是冰的。”
王雪松把万用表的笔放下了，摘下眼镜擦了擦。
“我倒是没挖过玉，”他说，“我小时候在XH区里弄里长大，弄堂窄得两个人侧着身子才能错开，邻居家有个收音机，每天下午放弹词，全弄堂的人搬着小凳子坐在门口听，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信号处理，从一大堆杂音里面把琵琶和三弦的声音分辨出来。”
程峰把烙铁搁在架子上，转过身来：“我老家是东北的，齐齐哈尔，我爸是铁路工人，修蒸汽机车的，小时候我爸带我去机务段，那个蒸汽机车头的轮子比我还高，开起来的时候整个地面都在抖，我爸说，你知道这铁疙瘩为什么跑得快吗？因为烧锅炉的师傅把火烧得旺，我觉得搞芯片跟这个也差不多，你把火往旺了烧，锅里的水就能烧开，水开了，轮子就转起来了。”
何巍从黑板前面转过身，手里捏着一根快捏不住的粉笔头，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祖籍四川绵阳，我爸是九院的，搞计算的，”他说，声音比平时小了不少，“从小他就跟我说，他的工作不让我知道，后来有一次他喝醉了，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算了一辈子，替国家算原子弹，算完了一辈子就过去了，他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说我想算点别的，算点能让老百姓用上的东西。”
他说完，脸有点红，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热气。
实验室里没有人笑他。
谢尔盖慢慢喝了一口姜汤，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你们这些人，从中国的各个角落跑来这里，每个人老家都不一样，出身也都不一样，”他说的还是一口夹生的俄语腔英语，但每个词都说得很清楚，“但你们凑在一起，能搞出一颗芯片，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在苏联，搞半导体的只能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别的地方的人根本摸不到门槛，门都没有，你们不是这样的。”
林知夏把最后一行仿真结果保存好，合上笔记本电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但我知道一件事，技术可以从全世界任何地方学，但根只能从自己的土里长。”
陆沉没有接话。
他把示波器的探头换成一个新的，重新夹到南园一号的测试点上。
屏幕上，绿色的波形一跳一跳的，稳定得像是心跳。
方磊站在他旁边，看着波形看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话。
“下次谁再跟我说中国人搞不了芯片，我把这个波形打印出来贴他脑门上。”
顾小北噗嗤一声笑了。
水壶里的姜汤咕嘟咕嘟地响，松香的气味还在，窗外的杨树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
——
南园一号改流片成功之后，整个课题组像一台换了新发动机的机器，转速直接拉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芯片量产的事还在推，光刻精度、离子注入均匀性、封装一致性，三个问题摊在台面上，陆沉把他们分成了三个小组，每个小组认领一个问题，每周交叉汇报。
方磊负责的是光刻，王雪松带何巍搞离子注入，程峰跟着郑厂长泡在电视机厂的窑前面，一天到晚跟陶瓷壳子较劲。
陆沉成了整个课题组的定海神针，哪个组遇到工艺上的坎，袖子一撸，三分钟内必定能解决。
IBM那边又发了三封邮件返聘林知夏，薪资和评级都提高了两级，她都回的拒绝。
他们的人力部门大概是想不通，什么样的事能比IBM的薪资还有吸引力。
——
华盛顿那边的消息传过来的时候，BJ是深夜，来自国际电信联盟秘书处的信很短，短到只有三行字。
但方磊凑过来看了一眼之后，整个人就不说话了。
第三行写着：关于TD-SCDMA标准的提案，美方代表团已正式提交了驳回的申请。
这意味着之前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技术评估全部作废，一切推倒重来。
而推倒重来的代价，对于中国这个刚刚摸到标准制定门槛的新玩家来说，几乎等同于死刑。
你没有足够的技术盟友，也没有资金和时间去跟巨头们打一场漫长的消耗战。
“这是要把我们逼回谈判桌上，”方磊说，声音沙哑。
“不是逼回谈判桌，”陆沉关掉了屏幕，转过身来，“是要把我们踢下谈判桌。”
顾小北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手里端着两碗泡面，热气蒸腾。
她把一碗放在陆沉面前，一碗塞给方磊。
方磊接过来，筷子搅了两下，又放下了。
“高通在华盛顿的听证会，是什么时候的事？”顾小北问。
“三天前，”林知夏合上笔记本电脑，脸上的表情不像平时那么轻松了，“他们的副总裁在国会用了系统性瓦解这个词。”
“今天早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的头版都是这个。”
她从包里抽出一沓打印纸，摊在桌上，那是她今天下午在电子工业部的资料室里翻出来的，全是各大外媒的报道翻译件。
方磊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头捏得发白。
“欧美日三家开了闭门战略会议，内容保密，但会后流出来一句话：不能让中国的TD成为一个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