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赵卫东是被阳光叫醒的。
不是闹钟，不是系统提示，是一缕从窗户纸破洞里漏进来的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带着初春特有的那种软。
他睁开眼，愣了一会儿，没有立刻起来。
房梁上的蜘蛛网还在，但比刚来的时候干净多了——他去年秋天扫过一回，灰少了大半。
被窝里暖烘烘的，大黄蜷在炕边的地上，正睡得四仰八叉，肚皮一起一伏，尾巴尖偶尔动一下，像是梦见了什么值得摇尾巴的事。
他躺在炕上，没有动。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在土地庙里。
四面漏风，头顶漏光，身上裹着一条军用毛毯，一口压缩饼干要嚼半天才舍得咽。
那时候他不知道第二天会怎样，不知道炮声什么时候会停，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北平城。
那时候他口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居民证和两个铜板，手里攥着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的系统。
现在他躺在自己的炕上。
炕是暖的，被子是新棉的，枕头底下压着银元和铜钱。
灶台上的铁锅昨天刚炖过肉，锅盖上还凝着一层油花。
院墙根底下码着劈好的柴，西厢的木架子上爬满了黄瓜须蔓，空间里的水稻已经抽穗了，再过一个多星期又能收一茬。
十只母鸡每天下七八个蛋，鸭子在水坑里扑腾，两头小猪哼哧哼哧地拱食槽，加工厂的凹槽里还等着下一批稻谷去脱壳。
赵卫东坐起来，大黄也跟着醒了，伸了个懒腰，前爪往前一抻，屁股往后一撅，尾巴竖起来，打了个哈欠，露出粉红色的舌头。
赵卫东摸了摸它的头，穿上棉袄，推开屋门。
春天的空气不一样。
不是冬天那种硬邦邦的冷，是软软的、湿润的，带着泥土解冻后的气息。
院子里的石榴树冒出了新芽，嫩绿色的，在晨风里轻轻晃着。
水缸里的水昨天换过，清的，映着灰蓝色的天，缸沿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西厢窗台上的辣椒串晒得干透了，红彤彤的，和去年一模一样。
赵卫东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刻去生火。
一年。
他在这个世界活了整整一年了。
从土地庙到棉花胡同，从破棉袄到藏青新袄，从两个铜板到九千多大洋，从一个人到——他数了数身边的人。
何大清在隔壁院子里已经起了，灶膛里的火映在窗户纸上，一明一暗，烟囱里的炊烟被晨风拉成一条线，袅袅地升上去。
何雨柱应该还没起，那孩子昨天帮着绑黄瓜架子绑到天黑，困得在灶台边打瞌睡，手里还攥着一截麻绳。
易中海还没出门，后院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灯光，他的工装应该晾在窗台上，靛蓝的，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
大黄蹲在他脚边，耳朵转了转，好像在听什么。
何大清的声音从隔壁院子里传过来，闷闷的，隔着墙听不太清。
他蹲下来，把灶膛里的火生上。
火苗窜起来，舔着锅底，发出细碎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