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书记办公室出来后，我一个人坐在县委大院后面的石凳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陈远征最后那句话。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秋风顺着县委大院的走廊窗户缝往里灌，吹在身上透着一股子阴冷。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脚步声回荡着，显得特别孤单。
陈远征最后在那扇门前压低声音说的话，就像是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在我的心窝子里来回地拉扯。
“她这十三年当个哑巴，是为了保你活到今天。”
这句话太重了。重得我根本喘不过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院，又是怎么走回那个不到三十平米的出租屋的。进了门，我连灯都没开，就这么和衣倒在单人床上，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发呆。
十三年啊。
别人家的妈，受了委屈能哭，能闹，能找人倾诉。可我妈呢？她把所有的眼泪和苦水都咽进了肚子里，在村里顶着别人异样的眼光，装了整整十三年的闷葫芦。
就因为那帮人手里捏着我的命。
我摸出兜里的手机，借着屏幕微弱的亮光，翻出了我妈的号码。大拇指悬在拨号键上，停了好半天，终于还是按了下去。
电话响了五六声才被接起。
“喂？明远啊？”电话那头传来我妈有些疲惫，但又带着点小心翼翼的声音，“这大半夜的，怎么打电话回来了？是不是出啥事了？”
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瞬间，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泪差点没忍住掉下来。
我赶紧死死咬住嘴唇，深吸了一大口气，强行把喉咙里的哽咽咽了回去，装出平时那种轻松的语气。
“没事，妈。我就是……刚加完班，回宿舍了。突然想听听您的声音。”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接着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你这孩子，净瞎操心。妈在乡下挺好的，今天还去地里拔了点萝卜。你在县里工作忙，压力大，自己要多顾着点身体，饭得按时吃。”
“我知道，妈，我都记着呢。”我抓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妈，您在那边……要是有人去家里捣乱，或者说些难听的话，您千万别一个人扛着。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回去。”
“能有啥事啊。乡里乡亲的，谁大半夜来捣乱。”我妈的声音依旧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疼，“行了，不早了，你赶紧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哎，好。妈，您也早点歇着。”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一边，双手用力搓了搓脸。
我没法直接问她当年被威胁的事。陈远征说得对，这层纸现在还不能捅破。她瞒了我十三年，就是不想让我背上这么重的包袱。我现在要是跑去问她，除了让她担惊受怕，没有任何意义。
要对得起她这十三年的隐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帮躲在暗处的王八蛋，一个一个地揪出来，扒皮抽筋。
我翻身下床，走到书桌前，按亮了那盏有些年头的黄色台灯。
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我掏出了那个用防水油纸包着的黑色硬皮笔记本。这是我爸留下的上册笔记，是我现在手里唯一的、能指引我往深水区走的地图。
我拉开椅子坐下，小心翼翼地拆开油纸。
台灯的黄光打在泛黄的纸页上，散发着一股陈旧的墨水味。
我一页一页地往后翻。前头那些记录着各种繁杂账目和人名的地方，我都已经翻烂了。
我的脑子里不断回放着这几天发生的事：周文斌那四十万的假发票、录音里提到的“省里大佬”、何卫国在山路上的疯狂截杀、还有刘铮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这一切的根源，都在十三年前。都在这本笔记里。
怒火在我的胸腔里越烧越旺，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加速流动，脖子后面的大动脉突突地跳着。手心里的汗水，一点点浸湿了笔记本的边缘。
不知不觉，我翻到了第二十七页。
这一页，除了一开始写了一个日期“1995年4月”，剩下的半大张纸，全都是空白的。
我盯着这片空白，本来打算继续往后翻。
可是，就在我的手指刚刚碰到纸张边缘的那一瞬间，我的视线死死地定住了。
原来这页不是空的。我把台灯压低，让灯光斜斜地打在纸面上，就在页脚那道夹缝里，隐隐约约露出一行极小的铅笔字。
字小得像蚂蚁，要不是灯光刚好斜着照上去，根本就看不出来。我赶紧把身子凑过去，大气都不敢出。
借着这道斜光，那行小字一笔一划地显露了出来。
是一行用缩写和代号写成的小字，清清楚楚地落在页脚的夹缝里：
我凑近台灯，眯起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辨认了半天，那行缩写和代号终于拼出了完整的意思：
“王金海·九五立项·黑金记账”
看着这十一个字，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这不是我爸在临终前给我写的什么遗言，也不是什么抒情的句子。这是一条极其精准、极其冷酷的工作笔录。是我爸在九五年四月份，也就是他遇害的那个月，在暗中调查时得出的致命结论。
今天是2008年4月18日。再过整整七天，4月25日，就是我爸遇害十三年的日子。
只有王金海这一个名字，和“黑金”这两个字死死地绑在了一起。
我猛地抓起桌上的圆珠笔，想在旁边的草稿纸上把这几个字抄下来。
可就在我抄到一半的时候。
“呃——。”
太阳穴突然突突地狂跳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这两天我熬了多少个通宵，又刚跟我妈通完那通电话，情绪一直绷到了极限，这会儿一松劲，整个人就撑不住了。
我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眼前那几行字开始打转。
“砰。”
我连人带椅子往旁边一歪，扶着桌子才没重重摔下去，顺着桌腿慢慢滑坐在了地板上。
“嘶……”
我双手死死按着太阳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冷汗顺着额角往下淌。
我死死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来。这老旧的筒子楼隔音很差，我大半夜的在这儿惨叫，肯定会把邻居全招惹过来。
我撑着桌子腿，在冰凉的地板上坐了好一会儿。冷汗一点点把衬衫浸透了。
这种眼前发黑的滋味，每一秒都像是一年那么漫长。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阵突突的跳痛才慢慢缓了下去，眼前的黑花也一点点散了。
这一回，比上回在出租屋那回凶多了。上回眼前一黑，黑雾没多大一会儿就散了；今晚这阵黑，黏在眼皮子上甩都甩不脱，拖得我心里直发毛。
我像一条脱水的鱼，瘫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缓了好一会儿，我才积攒起一点力气，扶着桌子腿，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
我扶着桌子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心里犯起了嘀咕。这才隔了几天？上回那口恶气还没缓过来，这又来一回。啧，这阵子身体是真不对劲，隔三岔五就这么晕一下，一回比一回拖得长。等忙完这阵，真得抽空去医院瞧瞧。
我赶紧低头看向桌上的笔记本。
那页脚夹缝里的小字还在。灯光斜照下，那行缩写和代号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一点没变。根本不是什么会消失的邪门玩意儿，就是我爸当年怕人搜走，特意用铅笔轻轻描在夹缝里的一行字。
我盯着那十一个字，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刻进了脑子里。
我拉开椅子，虚脱地坐了上去。从桌上扯过几张抽纸，胡乱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