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疯。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狱里被关了十三年，天天被打针灌药，他居然还认得我爸的脸。
“大柱叔……”我一把抓住他那双干枯如柴的手，哭得泣不成声，“我是明远啊！我是沈伯言的儿子。我爸没法来救您，他让我来接您回家了。”
听到“沈伯言的儿子”几个字，王大柱那双死灰般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了一股强烈的亮光。
他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被绑着的双手把床架扯得哐哐作响。
“沈科长的儿子……明远……都长这么大了……”王大柱颤抖着反握住我的手，眼泪顺着他满是污垢的脸颊滑落下来。
他没有问我爸去哪了，也没有问自己这十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清醒得可怕。
他死死地盯着我，压低了声音，就像十三年前跟我在我爸书房里秘密接头时一样。
“明远……地……那片地……他们抢走没有？账本……我当年给沈科长的账本……交上去了没有？”
听到这两句话，站在我身后的姚国栋和黄文清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百分之八十。
这个被关了十三年的“精神病人”，清醒度绝对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不仅没疯，他甚至还死死地记着当年案子最核心的线索。
“都没丢，大柱叔，都没丢！”我一边胡乱地抹着眼泪，一边拿过赵建军递来的剪刀，咔嚓咔嚓地剪断了他手腕上的束缚带。
“我爸把东西藏得好好的。坏人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您安全了，咱们回家，把当年没说完的话，全都说出来！”
我脱下身上的夹克，紧紧地裹在王大柱单薄的身上。
然后，我和赵建军一左一右，搀扶着这个瘦弱的老人，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那间死牢，走出了地下室。
当我们来到医院门诊大楼的大厅时，外面的雨停了。
初秋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大门口的台阶上。
王大柱站在台阶上，有些畏惧地眯起眼睛。他伸出一只手，挡在眼前，像是想要去触摸那缕金黄色的光线。
微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泥土腥味的空气，浑身都在不受控制地发抖。
“太阳……好亮啊……”王大柱喃喃自语。
看着他那单薄的背影，我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和痛快。
整整十三年。
五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折磨、关押、喂药。
今天，他终于自由了。
坐在回市里的警车上，王大柱喝了半杯温开水，靠在后座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太累了，紧绷了十三年的神经，在见到阳光的那一刻，终于彻底放松下来。
我坐在副驾驶上，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压低声音问坐在后排的姚国栋。
“姚组长，大柱叔虽然认出了我，还提到了地和账本，但毕竟被关了十三年，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他现在这个状态，能做合法的证言笔录吗？法庭能采信吗？”
姚国栋沉着脸，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
“必须能。”姚国栋咬着牙说，“等回到市里，马上联系省人民医院最权威的精神科专家，给他做全面的精神鉴定。只要专家证明他在陈述当年案情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炸死陈鸿图的雷。”
“但咱们这次动静闹得太大了。”我叹了口气，“刘庆军被咱们直接按了，王大柱也被接出来了。刘建国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姚国栋没说话，只是冷笑了一声。
第二天上午，市纪委专案组的大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正襟危坐。姚国栋坐在主位上，脸色铁青，手里把玩着一个一次性打火机。
“大家是不是都听到风声了？”姚国栋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却像打雷一样。
我和黄文清对视了一眼，都没敢吱声。
的确有风声。从昨晚开始，市里就流言四起，说我们省市联合专班胆大包天，没有手续就强闯民营医院，抓了不该抓的人。
姚国栋把打火机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我今天就在这儿给大家交个底。”姚国栋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目光如炬地扫过全场。
“就在昨天晚上，刘庆军被带走不到四个小时。省纪委的李副书记，也就是我的老上级，接到了一个私人电话。”
全场鸦雀无声。
“电话是刘建国亲自打的。”姚国栋冷笑着复述着当时的话。
“人家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老李啊，那个刘庆军是我亲侄子。年轻不懂事，在医院管理上可能有点粗糙。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给我个面子，通融通融。”
我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拳头不自觉地攥紧了。
省部级大员亲自打电话要人，这是明目张胆地施压。这保护伞的网，已经直接罩到省纪委的头上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案子查不下去了？”姚国栋看着我们，突然拔高了音量，那声音里透着一股破釜沉舟的霸气。
“我告诉你们，李副书记原话是怎么回的。”
姚国栋一字一顿地吼道：
“李副书记说：老刘，你侄子的事，归专案组管。你要面子，党纪国法不要面子吗？”
说到这儿，姚国栋猛地转过身，拿起马克笔，在背后的白板上“唰唰唰”写下了一行大字。
他扔掉笔，指着黑板，对着在场的所有人下达了死命令。
“我今天就在这立个规矩。”
“从现在起，本案任何级别的人，不管是厅局级还是省部级，只要敢为陈鸿图、为刘庆军、为这案子里的任何一个蛀虫说情。”
“来一个，记一个！全部记录在案，作为干预办案的线索，直接往省纪委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