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专班的核心会议室里，桌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复印件。
门反锁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刘副组长、我、黄文清，三个人一人一个高倍放大镜，连夜比对。
“明远，数清楚了吗？一共多少份？”刘副组长揉着酸涩的眼睛问。
“清点完毕。”我拿过统计单，“从一九九五年一月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陈鸿图在各个职务任期内留下的正式签字文件备份——一共二百一十七份。”
“二百一十七份……”黄文清咽了口唾沫，“主任，就这么一份一份地找？”
“对！一份一份地看。”
我把陈远征当年给我的那张“转信访办处理”的举报信复印件，小心翼翼平铺在桌子最中间。
“都打起精神！”我指着上面陈鸿图的批示，声音因为激动微微发抖，“咱们要找的，不是简单的字迹相似。我们要找他写字时的肌肉记忆特殊习惯。”
我拿着放大镜，点着上面的几个字。
“你们看，陈鸿图写这个字的时候，右边字底下那一勾，他习惯性地往上挑得很长，起笔很重。还有这个字，最后一横，总带着一点向右下的倾斜。”
“一个人哪怕故意改字体，这种潜意识里的连笔习惯和落笔轻重，绝对改不掉！只要咱们在这二百一十七份里，找到跟他这种习惯完全一致的日常批示——这证据链，就彻底焊死了。”
“明白！开干！”黄文清挽起袖子，一头扎进文件堆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会议室里安静得只剩纸张翻动的“哗啦”声，和三个人粗重的呼吸声。
看这种陈年旧档是极枯燥、极费眼的活儿。很多复印件年代久远，字迹本就模糊。我们必须拿着放大镜，一个偏旁部首、一个笔画地抠。
凌晨两点。
“没有……这份也不是。”黄文清把一份文件扔到一边，烦躁地揉着太阳穴，“这老狐狸，平时签字跟鬼画符似的，怎么看都不像啊。”
“别急，慢慢找。他签了两百多份，不可能每次都掩饰得天衣无缝。”我灌了一口浓茶，强行压下心里的焦躁。
已经翻了一百多份了。
我的眼睛酸得像是被人撒了把辣椒面，可心里有个声音在敲：快一点，再快一点。十三年都等了，不差这一夜；可周鹤年还在留置室里咬着牙，陈鸿图还在病房里躺着装死，这一夜，差一秒都是便宜了他们。
凌晨三点半。
我翻开一份九六年关于市委党校翻修拨款的申请报告。
目光扫过正文，直接落在最下方的领导批示栏。
“同意拨款，交财务处落实。——陈鸿图。”
我的手，突然停住了。
心跳开始加速，血液全都涌上头顶。我赶紧抓起放大镜，死死对准“交财务处落实”的“处”字。
字迹不一样。但那种连笔的起承转合……
我屏住呼吸，把这份文件，慢慢推到桌子中间那张举报信旁边。
“刘组长……文清……你们过来看。”我的声音抖得像筛糠。
两人立即扔下手里的东西凑过来。
“看这个字的捺，还有这个签名的起笔力度……”我拿着放大镜的手在两份文件之间来回点，“是不是……一模一样？”
刘副组长抢过放大镜，趴在桌上，足足盯了两分钟。
当他直起身子时，脸色涨得通红。
“对上了！笔锋走向、顿笔的力度、连笔的弧度。这绝对是同一个人，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主任！我这儿也有一份。”黄文清突然大喊，举着一份九七年的干部考察表，“您看这份考察意见，这个的字，最后一横向右下的倾斜角度，跟举报信上复印的一模一样。”
我一把抓过来比对。
没错。完全一致。
直到早上六点。
天光大亮，招待所院子里的清洁工开始打扫，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传了进来。
我们三个人瘫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桌上，单独放着三份挑出来的文件备份。
“三份。”
我看着那三份文件，眼眶有些发热。
“一九九六年市委党校拨款批示。”
“一九九七年市委组织部干部考察表。”
“一九九八年老干部春节慰问金发放清单。”
三份不同年份、不同场合、甚至不同钢笔写下的日常文件，上面都出现了和那封催命举报信上，完全一致的独特笔迹特征。
十三年了。
我爸没能等到的这一天，在我手里，一页一页地凑齐了。
“齐了。”刘副组长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摘下老花镜使劲揉眼睛，脸上却洋溢着抑制不住的痛快。
“这三处比对结果，只要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神仙来了，也能板上钉钉地出具同一人笔迹的法律鉴定报告。”
黄文清激动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这回，我看陈鸿图那个老王八蛋还怎么赖。”
我看着那三份铁证，慢慢站直了身子。
心里那块压了十三年的大石头，终于松动了。
我爸当年留下的账单、黄维清冒死记下的会议记录、还有现在这三份彻底坐实陈鸿图杀人指令的笔迹比对——
十三年的冤案，今天，凑齐了最后一块拼图。
“文清。”我转过头。
“主任，您吩咐！”
我眼神冰冷，嘴角勾起一抹没有温度的笑。
“去通知市局的赵勇，带两辆警车，在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楼下给我待命。”
“这老狐狸装了两个月的病。咱们今天，就去给他好好治治这脑供血不足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