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完早会的第二天，沈越去了村委会。
村长老李正蹲在办公室门口抽烟，看见沈越从路虎上下来，烟差点掉了。
“哟，沈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李叔，帮我喊人开个会。”
“开什么会？”
“全村的，能来的都来。”
老李看了他一眼，把烟掐了，进屋拿喇叭去了。
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的时候，沈越正站在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喇叭的声音在村子上空荡开，惊起一群麻雀。
“通知通知——下午两点，全村到村委会开大会——沈记农品的沈越有事情跟大家商量——能来的都来——”
沈越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十一点半。
老李从屋里出来：“估摸着能来不少人。你那个沈记现在村里谁不知道？上回大飞打假那个直播，村里好多人看了。”
“李叔，附近几个村能不能也通知一下？”
老李愣了一下：“附近几个村？”
“青石、柳沟、王家坪。跟咱们挨着的这几个。”
“你喊他们干啥？”
“我要种的量，一个村不够。”
老李看了他好几秒，然后转身进屋，拿起电话开始打。
下午一点半，人开始来了。
先到的是本村的，三三两两，拿着小板凳，嘴里聊着天。王德贵大爷来得最早，戴着草帽，见着沈越就招手：“小越，听说你要搞大动作？”
“王大爷，您先坐。”
然后人越来越多。
一点五十的时候，村委会门口的晒谷场上已经站不下了。本村的、青石的、柳沟的、王家坪的，黑压压一片，从晒谷场一直延伸到路边。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直接坐在摩托车上。三轮车、电动车、面包车停了一长排。
老李站在沈越旁边，小声说：“估摸着有三四千人。”
沈越深吸了一口气。
两点整，他站到了台阶最高处。手里没拿喇叭，面前支着一个话筒架子，连着一个旧音响。老李调试了一下，拍了拍话筒，音响发出刺耳的啸叫。
人群安静了。
“我叫沈越。”他说。
后面有人喊：“知道你是谁！说正事！”
人群里一阵笑声。
沈越也笑了：“行，那我直说。”
他清了清嗓子。
“今天把大家叫来，就一件事——我想跟大家签个协议。”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咱们这几个村的地，统一种。种什么？大头种红薯，小头种萝卜、豆角、辣椒。沈记全部包收。”
人群安静了几秒。
然后炸了。
“统一种？地咋办？”
“我家地肥他家地瘦，能一样吗？”
“种红薯没问题，价格怎么说？”
“包收是什么意思？什么价收？”
声音此起彼伏，乱成一片。老李拿起话筒想维持秩序，沈越拦住了。他等大家吵了大概两分钟，声音稍微小一点了，才凑近话筒。
“一个一个说。有问题，一个一个问。”
前排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站起来。沈越认识他，青石镇的老刘，种红薯的老把式，沈记之前收过他家的粉。
“沈老板，你说的统一种，是各家种各家的地，还是地合在一起种？”
“各家种各家的。地是你们的，谁也拿不走。”沈越说，“我说的统一，是统一品种、统一种植标准、统一收购。种出来的东西，只要达到标准，沈记全部收走。”
老刘点点头，坐下了。
又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柳沟的：“沈老板，你说大头种红薯，那我家地本来就种着菜，不种红薯行不行？”
“可以。”沈越说，“不强制。想种红薯的签红薯协议，想种萝卜的签萝卜协议，想种辣椒的签辣椒协议。但我丑话说在前面——种别的，价格随行就市。种红薯的，我给保底价。”
“保底多少？”
“八块五一斤，跟现在一样。市场价高于八块五，按市场价收。市场价低于八块五，按八块五收。”
人群里又是一阵议论。
王德贵大爷站起来，声音很大：“小越，你说的统一标准是什么标准？”
沈越从台阶上拿起一袋红薯粉，举起来。
“纯红薯，不掺假。种的时候用什么肥，什么时候收，怎么晾怎么存，都有标准。达到标准的，八块五一斤。达不到的——”
他顿了顿。
“达不到的，按普通红薯价收，七块。”
人群里嗡嗡地响。
王家坪的一个年轻人举手：“沈总，标准谁来定？谁来看达没达到？”
“沈记的质检。赵姐，你们有些人认识。她带着人，挨家挨户看，从种到收全程盯着。不是信不过大家，是规矩得立在前面。”
年轻人点了点头，坐下了。
这时候，后排站起来一个黑瘦的老头，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跟刀刻的似的。沈越不认识他。
“沈老板，你说的这些，听着是好。”老头的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安静了，“可我有个问题。”
“您说。”
“地跟地不一样。我家那块地，在山坡上，浇水得挑，土也薄。王德贵家那块在河滩边上，土肥得流油。我种出来的红薯，产量肯定不如他。那我的成本就比他高。都按八块五收，他赚得多，我赚得少。这不公平。”
周围一片附和声。
“对啊，地不一样。”
“我家也是坡地。”
“这个账得算清楚。”
沈越看着那个老头，沉默了几秒。
“您贵姓？”
“免贵，姓周。”
“周大爷，您说的对。”沈越说，“地不一样，成本不一样。这个问题，我也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