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亦可是在周五下午发现那张表的。
表格名叫《重要线索双向报送登记》，编号十二，内容是一封有关山水集团违规取得银行授信的匿名邮件。省院值班邮箱收到邮件的时间是上午八点零六分，督导组签收时间是八点二十一分，陈海所在部门的登记时间是九点零一分。
中间差了四十分钟。
按照三天前刚形成的会议纪要，重要线索应当同步报送。办公室已经把四十分钟写成“转办延迟”，并在责任栏填了陈海的名字。
陆亦可把原始流转记录调出来。八点十一分，值班员识别出邮件涉及丁义珍，先电话报告院办公室；八点十六分，办公室按新机制转给督导组；八点二十三分，办公室给反贪部门值班座机打电话，无人接听；八点三十二分再次拨打，接线员称陈海正在参加院务会；八点四十七分，材料送到陈海办公室；九点零一分完成登记。
真正晚的不是四十分钟。督导组和承办部门收到线索相差二十六分钟，其中十八分钟发生在办公室寻找接收人的过程里。
陆亦可拿着表去找办公室主任。
“责任认定为什么直接定陈海？”
主任指了指会议纪要：“纪要明确，承办部门负责人对线索接收全权负责。”
“八点半他全程在纪检组召集的院务会上，属于在岗公务。”
“公务参会不影响工作衔接，他可以提前指定专人值守对接。”
“当天值守人员是遵照纪检安排，去清点督导组调阅的卷宗，并非擅自脱岗。”
主任叹了口气：“陆处长，我只据实填报台账。反贪部门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签收，部门负责人就是第一责任人。”
“所谓的规定时限，具体是多久？”
主任翻了两遍纪要，没有找到。纪要只写“同步”，没有写五分钟、半小时还是当日。
“同步，就是即时同时送达。”他说。
“督导组签收时间也晚于办公室接收时间十分钟，为什么不认定他们延迟？”
“督导组是线索接收方，不承担转办时效责任。”
“陈海的部门同样是接收方。”
主任不说话了。
这张表本来只是新机制运行中的一个小误差。匿名邮件没有附件，没有具体账户，也没有因此错过任何紧急处置。可下午三点，侯亮平的阶段报告已经引用它，写成“重要线索未能同步送达，反映出个别负责同志执行联合机制不积极”。
陆亦可去督导组临时办公室时，侯亮平正在见人。她等了二十分钟，进去后把原始记录和登记表一并放下。
“这份定性站不住脚。”
侯亮平看完时间线：“客观事实就是，他的部门晚了四十分钟完成登记。”
“四十分钟是账面时差，问题核心是转办主体为院办公室，并非陈海本人。当时他正在参加纪检召集的会议，根本无法即时对接。”
“部门出现值守空档、无人接收，难道不是部门负责人的失职？”
“在岗值班人员被纪检抽调协助卷宗清点，属于公务调配。”
“整个反贪部门，当天就只剩一个值班人员？”
“人员充足，但新机制至今没有明确专职对接岗位，也无具体时效标准。不能事后临时增设规则，再拿来评判干部。”
侯亮平把表放下：“即便不算违规违纪，也足以说明他的部门，对重大案件线索敏感度不足。”
“邮件八点四十七分送达，九点零一分完成登记，仅耗时十四分钟。反观督导组，八点十六分接收转送、八点二十一分签收，用时五分钟。双方时差仅有九分钟，且全程未耽误任何处置工作。”
“反腐办案，差一分钟都可能贻误战机、影响全局。”
“但这次确实没有造成任何实质影响。”
“难道必须酿成后果，才能倒推工作风险？”
陆亦可看着他。她忽然明白，争论已经不再是那四十分钟。侯亮平需要的不是证明陈海造成了损失，而是证明他所在的位置存在不能放心的可能。
“可以定性为流程衔接风险。”她说，“不能主观判定陈海执行态度消极。”
“你可以保留个人不同意见。”
“我会正式提交。”
“那就交由季昌明同志综合研判定调。”
侯亮平的语气很平静。他甚至同意把陆亦可的时间线作为附件放进报告。可一份报告的正文写“执行不积极”，附件写“未规定具体时限”，多数人只会记住正文。
陆亦可回到办公室，发现人事部门刚发来一张《督导期间岗位适配情况征求意见表》。表里没有陈海的名字，却设置了几项很具体的评价：能否接受垂直协调，能否适应快速响应，是否存在本位主义倾向，是否适合继续承担重大敏感案件。
她给人事处打电话：“这份表格是谁提议下发的？”
“院领导审批同意，督导组提出的建议。”
“针对哪些人员评定？”
“所有相关岗位干部，统一摸排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