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号，拉斯维加斯，早上。
酒店前台排着队退房。老纪把两张房卡放在台面上，柜员说了一串话，他点点头，回头把箱子拎起来。
走廊尽头那间房的门开着。白人大个子坐在床边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机放在旁边。
“没有？”他问。
“没有。”大个子说，“希腊那边先定了，机票订的后天。”
“那还等吗。”
“等到明天中午。”大个子说，“没响，就走。”
汪德发把自己的训练服叠好，塞进箱子。大个子看着他，忽然伸出一根手指头。
“你不一样，你有合同。”大个子说，“记住一件事。那边没人管你昨天打过什么球，你每天得重新让他们看见你。”
“记下了。”
“去吧。”大个子说，“到了那边，替我看看那个湖。”
两个人握了手。走廊里有人推着行李车过去，轱辘声越来越远。
飞机下午起飞，先到洛杉矶，再转北京。上了第二程，老纪要了个靠窗的位置，把一摞纸摊在小桌板上。
“给你说三件事。”老纪说，“第一，合同要备案，俱乐部的，篮协的，一层一层来。第二，那边要一份澄清信，证明你和山东队之间没牵扯。第三，队里那两条，国家队和零九年的全运会，都写进补充材料里了。”
“零九年。”他说。
“零九年的事，零九年再说。”老纪说，“你现在要操心的是报到那天别迟到。”
“要盖几个章。”
“五个。”老纪说，“跑的地方不止五个。”
他把那张写着澄清两个字的纸看了两遍。字都认识，连起来看不懂。他把纸递回去，靠在了椅背上。
到北京那天是十五号的傍晚。他们在机场附近住了一晚，转天坐车回济南。
体工队门口的横幅换了新的，红底白字，写着欢迎的话，是给篮球队的。门卫大爷认出了他，从马扎上站起来，隔着铁门喊了一句。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周在楼下等他，手里捏着一个碟片盒。
“看完了？”老周问。
“没看。”他说，“你说回来给我看一段带子。”
“就是这个。”老周把碟片塞给他，“你上赛季打的三十二段，我一段一段剪的。有时间看，没时间就搁着。”
“三十二段。”他说，“我打了多少场。”
“赢的我都剪了。”老周说，“输的，你自己记得。”
他捏着那个盒子，没说话。
办公室在三楼。巩指导在里头，桌上摊着新赛季的秩序册。他进去，站了一会儿，巩指导才抬头。
“手续办完了？”
“差两个章。”
“办完就走，别拖。”巩指导把秩序册合上，“跟你说两句。第一，到了那边，别跟人提你在这儿拿过什么。人家不看这个，人家看你能不能上场。第二——”
巩指导停了一下。
“第二，回来的时候，把身体带回来。别的丢了没关系。”
他从办公室出来，走廊里的灯还是只开一半。下楼的时候，他把碟片盒在手里翻了一面，背面是空的。
那两个章卡了十天。一个在俱乐部，管公章的人出差了；一个在协会，说要等另一份材料。老周跑了两趟北京，回来的时候脸晒黑了，把一份盖好章的文件拍在他桌上。
“行了。”老周说，“你再拖，飞机都要飞了。”
“周叔，跑腿的钱我给你。”
“滚。”老周说，“你留着你那点钱，到了那边请队友吃饭。”
学校那一路办得早。休学申请上要家长签字，赵国安把表寄到家里，爸签完，弟弟跑到镇上寄回来。表盖完章那天，赵国安打了个电话过来。
“学籍给你留着。”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念都算数。”
“留几年。”
“往宽里留。”赵国安说，“你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籍，别问得跟借东西似的。”
电话那头有人在喊他。赵国安应了一声，把电话撂了。
七月末，他回了一趟老家。
火车到镇上，弟弟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来接他。半年没见，弟弟抽了条，原来圆的脸瘦下去了，个子快到他肩膀。
“你长个了。”
“我比你那时候高。”弟弟说，“妈说让你在家多待两天，我算着也是。”
妈在家炖了一锅肉，又卤了一盆牛肉，切成片，码在盘子里。他吃了一碗饭，妈又给他盛半碗。
“脸小了。”妈说。
“那边吃的不少。”
“吃的多少我看不见。”妈说，“肉我给你卤好了，走的时候带上。飞机上也能吃。”
“人家不让带。”他说，“到那边海关要问。”
“问什么。肉还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