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名
1942年冬，天刚蒙蒙亮，寒霜把焦家大院的青石板盖得发白。阿贵蹲在酒坊门口擦酒坛，粗麻布蹭过坛口的釉面，发出沙沙的轻响。街上传来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焦家是汉奸窝”，这话从谷口县城传到安平镇，再飘进范村的东村巷口，传了整整五年，早不是什么能惊动人的新鲜传闻。
王大龙套好马车，二十坛酒稳稳码上车板，坛口盖着的封条上，日军的朱红印戳亮得扎眼。沿路伪军哨卡远远看见焦家酒坊的黑底金字旗号，连盘查的步骤都省了，哨兵抱着枪靠在树干上打哈欠，挥挥手直接放行。马车刚碾进范村村口，拄着拐的老陈头直接横在路中间，他独子两年前死在日军的扫荡里，看着这排贴着日伪封条的酒坛，眼睛瞬间红得能滴出血。
“别碰我们地里的粮！”他拐杖往青石板上一顿，冻硬的尘土溅起来半尺高，“你们天天给鬼子供酒，帮着害人，往后焦家酒坊一粒粮食也别想从我地里收走！”
墙根几个晒太阳的村民呼啦啦围上来，眼神全是冰的，半大的孩子捡起草根边的土块往车板上砸，砰砰的闷响敲在酒坛上。王大龙攥紧马鞭，指节绷得发白，半个字都不敢往外吐——多解释一句，整条藏在酒坊底下的交通线，全得跟着掉脑袋。他咬着牙调转马头，空着半车刚装好的高粱原路赶回大院，进门就把马鞭往地上狠狠一摔，脸涨得像熟透的高粱穗。阿贵手里擦坛的布没停，只抬头扫了他一眼：“委屈什么？等哪天能把坛口那枚朱红印戳揭了，咱再堂堂正正从村口走一遍。”
隔了两日，阿贵要去镇上打酒曲，刚跨进杂货铺门槛，原本热热闹闹的铺子瞬间静得能听见盐粒落进粗瓷碗的声响。李掌柜正给人称盐，抬眼看见他，手顿了顿，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满屋子人都接收到：“什么酒曲金贵，值得焦大老板亲自跑？给鬼子酿酒的人，我们这小庙铺面窄，可招待不起。”
周围的人都别过脸，没人接话，也没人敢跟他搭半句腔。阿贵像没听见那些扎人的目光，从怀里摸出一卷准备好的联合票放在柜台上，自己弯腰搬起两捆用油纸裹好的酒曲，转身就往外走。跨出门槛的时候，身后的议论声顺着穿堂风飘过来：“你看他那副闷不吭声的样子，分明是心虚了。”他脚步没停，抱着酒曲稳稳走回大院，进门就把那两捆酒曲倒进蒸粮锅，滚热的蒸汽腾起来糊住了脸，没人看见他后槽牙咬得腮帮子都绷紧了。
日子往前滑了小半个月，县上新派来的年轻交通员第一次来接头，进了大院门，脸一直绷得紧紧的，私下跟德兴铺子的李光宗嘀咕：“我看这阿贵整天闷声不响，见了日伪军官就弯腰客套，半分中国人的硬气都没有。”这话传到阿贵耳朵里，他没辩解，只跟李光宗递了句：“让他们防着，越多人觉得我是软骨头，这条线就越安全。”
直到那次紧急转运，日军清乡队三天后就要进山扫荡，西山游击队的十几个重伤员等着消炎药救命。李光宗领着小交通员进了后院石洞子，阿贵指着洞内整整齐齐码着油纸包好的纱布、密封在竹筒里的奎宁，对愣交通员道：“拿吧，都在这，再晚就赶不上山里面的接应了。”小交通员脸一下子红透到耳根，第二天在院角劈柴，看见阿贵走过来，头埋得低低的，半天憋出一句“对不住”。阿贵递给他一坛刚温好的枣茶，只笑了笑：“没事，你只是防着我，没跟着往我身后啐唾沫，我都习惯了。”
转眼就到了腊月二十八，阿贵写了副春联刚贴在大门上，上联：说什么新年旧岁，下联：原只是昨天今日，横批：一醉方休。转天早上刚亮，春联就被人撕得稀烂，碎红纸扔得满门槛都是。路过的人指指点点，没人愿意伸手帮着扫一把。阿贵早起看见，没吭声，拿扫帚把碎纸全扫进灶膛，一把火烧了。他站在灶边，看着火苗舔着飘起来的红纸碎渣，想起这五年，酒坊里的酒一坛坛送进日伪据点，药一包包顺着酒坛夹层送进西山游击队，村里靠着提前递出去的消息躲过三次扫荡，十几个重伤员靠着藏在酒里的药捡回了命。比起山里弟兄们在雪地里趴一夜放哨，张掌柜在县城酒桌上陪着日伪头目熬到后半夜，自己挨几句骂、被人啐几口、春联被撕，实在算不得什么。
夜里雪落下来，鹅毛似的雪片盖满了院里一排排酒坛，白得像铺了层薄霜。阿贵站在屋檐下往西山望，远处山影黑沉沉的，半点亮光都看不见。他不知道山里今夜能不能顺利收到这批药，不知道明年开春东村的人能不能不再往他身后啐唾沫，更不知道要熬到哪一天，才能把酒坛上那枚日军的朱红印戳彻底揭下来。转身要回屋添柴时，他瞥见院角柴堆上塞着个粗布包，打开一看，是两个热透的玉米面窝窝，底下还裹着半张晒好的干烟叶——早上扫门槛的时候，他分明看见老陈头拄着拐，在院墙外的雪地里站了好一会儿，棉鞋尖都冻硬了。
阿贵把窝窝揣进棉袄最贴身的怀里，转身回了酒坊，添了把干高粱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天亮了还要起糟、蒸粮、封坛，还有二十坛贴着日伪印戳的酒，明天要往县城据点送。这条背着全村骂名的暗线，他还得一步一步稳稳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