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本能地点向了那个软件所在的位置。那个软件的图标他太熟悉了，即使闭着眼睛他也能点到它。他的手指悬在图标上方，离屏幕只有一厘米的距离，那一厘米的距离像一道鸿沟，鸿沟的一边是他的理智，另一边是他的欲望。
他的手指在颤抖。
然后他的手机响了。
铃声很大，在这个安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突兀，像一声炸雷。田雷被吓了一跳，差点把手机扔出去。
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田芳。
凌晨一点十七分，田芳打来电话。
田雷愣了一下，然后接了起来。
“喂？”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姐？”
还是没有声音。
“姐？你怎么了？”
过了好几秒钟，电话那头的田芳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刚睡醒的沙哑。
“我做了个梦，”她说，“梦见你……出事了。我就想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
田雷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你没事吧？”田芳问。
田雷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出不了声。他用另一只手捂住了嘴，使劲地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堵了回去。
“田雷？”田芳的声音有些急了，“你怎么了？”
田雷深吸了一口气，松开了捂嘴的手，用尽量平稳的声音说：“没事。我在睡觉呢，你把我吵醒了。”
田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判断他说话的真假。然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没事就好。你睡吧。”
“姐，”田雷忽然叫住了她。
“嗯？”
“谢谢你。”
田芳又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声很轻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田雷听见了。那笑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在几百公里外的县城，在那间他住了十五年的小房间里，田芳躺在她的床上，裹着那床旧棉被，听着手机听筒里弟弟的声音，笑了。
“睡吧。”田芳又说了一遍，然后挂了电话。
田雷握着手机，坐在床沿上，听着听筒里的嘟嘟声，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把手机放回了桌上。
他没有卸载那个软件，但把它从手机桌面上移到了一个文件夹里，放在了最后一页，最角落的位置。他把它藏起来了，藏得很深，深到他自己每次打开手机都不会注意到它。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包烟，还有一年前买的打火机。打火机里的气已经所剩无几了，打了七八下才打出火来。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腔里喷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散开。
他靠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点烟，看着烟雾从浓变淡，从有变无。烟抽完了，他把烟头捻灭在烟灰缸里，然后把烟灰缸里的水倒进了马桶，冲掉了。
他刷了牙，洗了脸，重新躺下来。
他把被子拉过头顶，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住，像一具装在裹尸袋里的尸体。
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砰砰砰，砰砰砰，一下一下的，不快不慢，像钟摆一样记录着时间流逝。
他想，他的心脏还在跳。
田寡妇的心脏也在跳。田芳的心脏也在跳。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心脏在跳，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有力，有的微弱，但只要还在跳，就说明人还活着。
活着是最重要的。
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
他把被子从头顶拉下来，露出鼻子和嘴巴。房间里的空气有些闷，但比被子里的好多了。天花板上那盏灯泡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光，那个落了灰的灯泡，那个怎么擦都擦不亮的灯泡，还在发着光。
他把灯关了。
黑暗涌上来，浓稠得像墨汁一样，填满了整个房间。
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见了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睛在黑暗中慢慢适应了，开始分辨出一些模糊的轮廓——窗户的轮廓，桌子的轮廓，椅子的轮廓，门上那面小镜子的轮廓。这些轮廓像一幅用炭笔画在黑色卡纸上的素描，灰蒙蒙的，若有若无的。
他看着那些轮廓，想起田寡妇说的“从头到尾都是你”，想起田芳说的“你说话算话”，想起雷毛那张泛黄的照片上痞里痞气的笑脸。
他把那个笑容从脑子里赶了出去。
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闹钟响了。
他睁开眼，在床上躺了三秒钟，然后坐起来，穿上衣服，洗了脸，刷了牙，拿起桌上的手机和钥匙，出了门。
八里村的早晨，雾气还没有散尽，空气湿漉漉的，带着一股煤烟味和油条味。巷口的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炸油条的锅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老板娘正从滚烫的油锅里捞出一根金黄色的油条，沥着油，放在铁丝架上。
田雷走过去，要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蹲在路边的塑料凳子上吃完了，付了钱，往公交车站走去。
公交车来了，他挤上去，站在车厢中间，一只手拉着吊环，一只手插在裤兜里。
车窗外的风景还是老样子——高楼、工地、店铺、行人，跟昨天一样，跟前天一样，跟每一天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