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国把文件还给杜城。“小杜，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王建国。我只是听说过你的名字。你的项目，只要符合规定，我不会卡你。不符合规定，谁来说情也没用。你回去把环评报告准备好，送过来，我们按程序走。”
杜城接过文件，放进包里。“吴局长，我听说您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
吴建国的表情动了一下。“你调查我？”
“不是调查。是关心。”杜城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诚恳，“吴局长，您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年五十多万。您的工资加补贴，一年不到三十万。您向亲戚借了不少钱，压力很大。我不是来给您送钱的，也不是来威胁您的。我是来跟您说一件事——我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合作伙伴，是做教育咨询的。如果您儿子需要实习或者兼职，我可以帮忙介绍。”
吴建国看着杜城，看了好几秒。他的眼神从警惕变成了犹豫，从犹豫变成了某种说不清的东西。
“小杜，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一个父亲供儿子读书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杜城的语气很真诚，“吴局长，我父亲也在里面。我知道亲人不在身边是什么滋味。”
吴建国沉默了很久。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的嗡嗡声。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皮鞋，皮鞋上有灰，鞋带松了一根。他蹲下来，把那根松了的鞋带系好，站起来。
“小杜，你的环评报告准备好了，送过来。我让科室的人加急处理。”
“谢谢吴局长。”
杜城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吴建国在后面喊了他一声。
“小杜。”
杜城停下来，回头。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杜建国。”
吴建国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没有说。他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办公室。
门关上了。
杜城站在楼梯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几秒，然后下了楼。阿勇的车在楼下等着，杜城上了车，靠着椅背，闭着眼睛。
“城哥，怎么样？”
“环评的事，他会加急处理。”
阿勇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城哥，你真要给他儿子介绍实习？”
杜城睁开眼，看着车窗外的天空。文昌的天比海口蓝，云很低，一团一团的，像是有人在天上放了几团棉花。
“我说话算话。他儿子需要实习，我就帮他介绍。不需要，就算了。我不欠他的，他也不欠我的。”
帕萨特驶出文昌市区，上了高速。杜城靠着椅背，闭上眼睛。他在想吴建国最后问的那句话——“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他问了，但没有说别的。他认识父亲？还是听说过父亲的事？杜城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吴建国问他父亲的名字，不是因为好奇，是因为他在犹豫。一个在犹豫的人，说明他的心已经开始动了。
车到三亚的时候，天快黑了。杜城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志远发来的消息：“杜公子，何家那个码头的海域使用证被卡住了。吴建国不签字。何家的人正在找关系要换掉他。”
杜城看着这条消息，嘴角慢慢翘起来。吴建国不签字，不是因为杜城，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则。但何家要换掉他，反而会让吴建国更不愿意签字。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局长，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
他打了几个字回去：“知道了。继续盯着。”
他把手机揣进兜里，看着车窗外。暮色中的三亚湾很美，海面上铺满了橘红色的晚霞，像是一幅油画。几只海鸥在天上转圈，叫得很欢。
帕萨特停在茶楼门口。杜城下了车，走进茶楼。常虎在二楼等他，桌上摆着一壶新泡的茶。
“听说你去文昌了？”
杜城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去了。见了吴建国。”
“他怎么说？”
“他说环评报告准备好了送过去，他加急处理。”
常虎看着他，沉默了两秒。“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杜城放下茶杯。“我没说服他。我只是告诉他，他儿子在澳大利亚的实习，我可以帮忙介绍。”
常虎端起紫砂壶，对着嘴喝了一口。“你这个人，做事越来越不像做生意了。你像是在下一盘棋，每个人都是你的棋子。”
杜城看着常虎。“常叔，你不是我的棋子。你是我的车。”
常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车？什么车？”
“象棋里的车。横冲直撞，谁挡杀谁。”
常虎笑得更开了，笑完，放下紫砂壶，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杜城，你父亲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会很高兴的。”
杜城没有接话。他端起茶杯，把剩下的茶一口喝了。茶已经凉了，但回甘还在，淡淡的，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承诺。
窗外，三亚的夜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味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气。杜城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海风灌进来，吹得他的头发乱飞。
他掏出手机，翻到父亲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夹着一块红烧肉，笑得像个孩子。
“爸，我今天去文昌了。见了海洋局的局长。他不认识你，但他问了你名字。你说，他是不是听说过你？”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杜城把它揣进兜里，转过身，走出了茶楼。
阿勇的车在楼下等着。杜城上了车，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勇哥，回酒店。”
帕萨特驶入夜色中。杜城睁开眼，看着车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橘黄色的光连成一条线，像是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那条路的那头，是文昌。是他的码头。是他的三十亿项目。
也是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