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晓抱着那本厚厚的账册抄件从二堂出来时，暮色已经彻底沉了下去。回廊里的灯笼被杂役一盏一盏地点亮，昏黄的光映在青砖地面上，将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淡。她没有立刻回住处，而是在回廊拐角处的石墩上坐了下来，将账册搁在膝头，望着院子里那几株老梅发呆。
她在现代当了几年公务员，从小科员干起，熬过材料，做过报表，协调过跨部门的扯皮，也见过不少把规则当面团捏的人。
那时候她总觉得体制复杂，人际关系要谨慎，流程审批要耐心，材料报表要精确，每一步都踩在规则的红线内，每一步也都有人试图绕过规则。但至少，那时候有法律，有纪委，有申诉渠道，有职级晋升的明确标准。你只要不犯大错，按部就班地熬年限、攒资历，总归能往上走一点。就算受了委屈，也有地方说理，有程序可以走。可在这北宋嘉佑元年的江宁府衙，她忽然发现自己那套现代公务员的生存法则根本派不上用场。
北宋的胥吏和现代的公务员，听起来都算是“公门中人”，但本质上完全是两个物种。在现代，公务员是国家干部，有编制保障，有固定工资和福利，有明确的职级晋升体系，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每一步都有考核标准，犯了错有纪委，受了委屈有申诉渠道。你在体制内的身份是受法律保护的，你的社会地位是被认可的。可在这北宋，胥吏是什么？是“贱籍”，是“庶人之在官者”，社会地位低下，被士林鄙视，终身不得参加科举，晋升几乎无望。胥吏不是国家干部，是官员的附属品。官员是流官，三年一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胥吏是本地人，世代盘踞，父子相承，形成一股隐形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在现代，你考上了公务员，你就是体制内的一份子，有身份，有保障，有未来。
在北宋，你入了吏途，你就永远被钉在了底层，俸禄微薄，没有正式工资，主要靠陋规和灰色收入维生。官员可以升迁，胥吏几乎没有出职机会，干一辈子也就是个掌案。现代公务员犯了错有纪委，有监察委，有内部处分，最严重也就是开除公职。北宋胥吏犯了错，轻则杖刑，重则流放，再重则斩首。孙涛是户曹掌吏，论品级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吏，但他在户曹的位置上经营了十几年，手眼通天，连刑曹大牢的值夜班次都能调开。可最后呢？他被人当棋子一样丢弃，连喊冤的机会都被封住了。他不是没有申辩的理由，他是连申辩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个胥吏，在那个端茶盏的人和那个端坐如山的人眼里，他的命不值钱。
但奇怪的是，这两套看似天差地别的规则体系，在底层逻辑上又有某种诡异的相似。
在现代，她也见过不少“孙掌吏”——那些在单位里混了几十年的老科员，手里管着最核心的业务，对所有的流程和漏洞了如指掌。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他们纹丝不动。新来的领导想推动改革，必须先过他们这一关；想过他们这一关，就得妥协、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垄断”和“实务掌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吕昌龄和潘夙那套甩锅前任的话术，翻译成现代语体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推卸责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而包拯那套审案手法，先证据，后突破口，再一层一层往下剥，审案如抽丝，每一句问话都卡在最要害的节点上。但这种光明磊落的审案手法，在吕昌龄那声不轻不重的咳嗽面前，在潘夙那声威严的“押下去”面前，忽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现代，规则的博弈至少在明面上是受约束的；而在这里，权力的博弈是赤裸裸的，几声咳嗽、一个眼神，就能让一个人把所有的秘密烂在肚子里。这条路，比她在现代走过的任何一条路都要艰难得多。
她正出神，身后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她没有回头，只是将账册往怀里又紧了紧，然后站起身来，朝回廊深处走去。
她先去了一趟包府。顺子和胡静姝在包拯的安排下暂住在后院厢房里养伤养病，这阵子她忙着查案，几乎没顾上来看他们。
她先去看了顺子。她推门进去时，他正百无聊赖地靠在床头，手里捧着一碗粥，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见她进来，他差点把粥碗打翻，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明晓一把按住了肩膀。
“郎君！你脖子上怎么有伤？我听说昨晚府学那边起了大火，闹得可凶了，包兴说我家郎君也来了江宁？他现在人在哪里？有没有受伤？”
顺子一连串的问题像倒豆子似的往外蹦，眼圈已经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