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富贵把牛皮纸袋从柜底拿出来时，许大茂先伸手按住了。
“别拿。”
“为什么？”
“我说过的两种话对不上。”
屋里药味还没散。娄晓娥刚煎完药，把炉盖压小，听见父子俩的声音，没有插嘴，只把窗子关严。
许富贵坐在桌边：“先说哪两种。”
“小时候那回，我后来跟何雨柱说过，老太太叫我去找一个布包。到街道登记旧事时，我又说是捡拐杖头。”
“哪一句是您故意编的？”
“我不知道。”许大茂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我记得杖敲冰的声音，记得水草，也记得手里好像碰过什么硬东西。院里人说了很多年，说我贪玩去捡杖头。说久了，我自己也分不清那块木头是在冰边看见的，还是后来从她杖上想出来的。”
许富贵把手从纸袋上移开：“既然分不清，就把分不清交出去。”
“信里若写的是布包，别人会说我后来改成杖头，是为了咬得更重。”
“有人会这么说。”
“那还查什么？”
“查的不是您有没有一句话从头到尾一个字不变。查的是当年刚落水时家里记录了什么，后来院里又让您怎么说。”
牛皮纸袋里的信已经发黄，折痕处有一道很细的裂口。许富贵没有直接抽出来，先讲清它的来路：许大茂落水后三天，高烧反复，许母守着孩子，许富贵托人给外地弟弟报平安；弟弟回信时把听到的话记在纸上，劝他们别再让孩子靠近水沟。
写信的人不在冰边，听见的是家属转述。纸面上的字早，却不是现场旁证。
“这东西能证明到哪儿，我心里有数。”许富贵说，“它证明当时家里已经听见过布包、水草和黑杖，不证明老太太每一步怎么做。”
娄晓娥把药碗放到许大茂面前：“您若怕记错，就在街道当面说怕记错。别为了让人信，硬挑一句顺口的。”
许大茂盯着黑色药汤：“您说得轻巧。落水的是我，后来不能生孩子的也是我。现在一句记不清，老太太又能说全是我现编。”
“您不承认差别，她更容易抓住。”娄晓娥说，“别人一翻旧记录，发现您两次说法不同，反而会问您为什么藏。”
街道屋里烧着小煤炉。王干事接过纸袋，没有先拆，先问保存位置、经手的人、信封日期和纸袋是否换过。许富贵一项项答。旧信展开后，纸面上那段话不长：孩子烧得糊涂，反复说院里老太太拿黑杖敲冰，叫他到水草旁找一个空布包；孩子说没找着，脚下的冰便裂了。
“‘没找着’是孩子当时原话？”王干事问。
“是我弟弟按我转述写的。”
“您弟弟亲耳听过孩子说吗？”
“没有。”
“许大茂当时高烧，能不能分清布包里有没有东西？”
“不能保证。”
王干事在旁边另记一行，没有把信当成第三个人的眼睛。
轮到许大茂，他把两种说法都说了。说到“拐杖头”时，他脸上发热，像又回到那次登记的桌边。
“当时为什么那样说？”
“院里一直说我自己去捡东西。有人说杖头掉在冰边，我又记得黑杖敲冰，就把两件事揉到了一块。”
“谁先说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