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星放下咖啡杯，认真回答：“我认为可以建立国家、区域、全球三级平台。在国家层面，政府、企业、学术界、民间组织定期对话；在区域层面，比如亚洲、非洲，可以建立合作网络；在全球层面，通过联合国等平台整合意见。”
她举例说明：“比如‘星澜’正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探讨建立生物技术安全合作机制。我们提供技术培训，他们分享本地经验和需求。这种双向学习很重要。”
代表点头记录：“很实用的思路。我们区域也需要这样的机制。”
上午的议程是分组讨论宣言草案。林晚星所在的小组负责“公平与包容”章节。讨论中，她坚持加入几条具体内容：
“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中有实质性参与席位，不只是象征性存在。”
“建立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资金机制，帮助资源不足的国家达到安全标准。”
“特别关注技术可能加剧的性别、种族、经济不平等。”
这些建议得到了大多数组员支持，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但一位欧洲代表质疑：“资金机制需要大量资源，谁来承担？”
林晚星回应：“可以多方分担：发达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受益的企业、慈善基金会。关键是要有这个机制，而不是因为困难就不做。”
最终，她的建议被纳入草案文本。虽然具体措辞还需要打磨，但核心内容保留了下来。
中午，林晚星接受了一家国际科技媒体的专访。记者的问题很深入：
“林女士，您的演讲中提到了母亲的故事。这对您的伦理观有多大影响？”
林晚星思考片刻：“母亲教会我两点：一是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声音，二是坚持做对的事，哪怕困难。这两点一直指引着我。”
“您从一个企业家转变为全球倡议者，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身份的平衡。”林晚星坦诚，“作为企业家，我需要考虑公司生存；作为倡议者，我需要超越商业利益。这有时候会产生矛盾。我的选择是：在商业决策中坚守伦理底线，在伦理倡导中考虑可行路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寻找交集。”
“很多人惊讶于中国企业在科技伦理方面的积极角色。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林晚星微笑：“中国在快速发展，也在快速学习。我们看到技术带来的机遇，也认识到需要建立规则。这不是突变，而是水到渠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可持续的成功需要社会责任。”
专访持续了一小时。结束后，记者私下对她说：“林女士，说实话，来采访前我有些预设。但和您聊完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您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者。”
这种评价，比任何恭维都让林晚星欣慰。
下午，她参加了“企业伦理领导力”圆桌会议。与会的还有其他几位国际知名企业的CEO或创始人。主持人开场就提到了林晚星的演讲，请她先发言。
“我分享一个具体案例。”林晚星说，“‘星澜’收购维斯塔后，我们发现其技术存在安全隐患。当时我们有几种选择：彻底销毁所有资料，避免任何风险；或者谨慎研究，分离出安全的部分，销毁危险的部分。”
“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彻底销毁可能错失有价值的知识，而盲目使用则可能造成伤害。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在独立专家监督下，完成了技术评估和分离。这个过程成本很高，但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