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办的人走后的第二天，筒子楼里的流言像长了翅膀。
“听说了吗？许建国家的被人举报了。”
“举报什么？”
“超生呗，说她假结扎真超生。”
“她都结扎两年了，哪个缺德的去举报？”
“嘘，小声点，隔墙有耳。”
陈桂英坐在老槐树下，手里摇着蒲扇，跟几个邻居聊天。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经过的人都听到。
“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有的人看着老实，背地里做了什么事哪个晓得？计生办的人不会无缘无故上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陈嫂低头择菜，没接话。老刘媳妇看着手里的毛线，也没接话。麻将桌上平时最热闹，今天却格外安静，只有麻将牌磕在桌上的声音。
李秀兰没有出门。她坐在屋里，面前摊着账本，煤油灯没有点——天还没黑，窗外还有光。她没有在记账，只是把账本摊开，手放在封面上。她在等。她知道女儿会做什么。她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她知道女儿不会善罢甘休。
那个攥着党徽出生的孩子，那个把存钱罐推到爷爷面前的孩子，那个咬了龙飞一口然后说“跪下”的孩子——她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光宗从屋里走了出来。
她站在院子中间，没有喊，没有哭，没有骂人。她的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每个人都听到了——不是因为她嗓门大，是因为她说话的时候，所有人都自动安静下来了。
“是大伯母。”
陈桂英手里的蒲扇停了。
“她在电话亭打的电话。”
陈桂英站起来，脸白得像墙皮。她想说什么，嘴张开了，但声音卡在嗓子里出不来。光宗没有看她。她看着许保国的窗户。
“昨天早上，我去厨房打热水，经过巷口电话亭。大伯母在里面。话筒贴着耳朵，声音很低。我听到她说‘许建国家的，超生’。”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到老槐树叶子落地的声音。那片叶子打着旋，落在麻将桌正中间，没人去捡。
陈桂英终于找回了声音。“你、你胡说！你一个六岁的丫头懂什么？你听错了！我没打电话！我昨天早上在家洗衣服，根本没出过门！”
“你的衣服是下午洗的。”光宗说，“我去厨房打热水的时候，你家门口的水池是干的。”
筒子楼的公用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每家每户门口有一个小水池。洗衣服的时候水池会溅出水来，周围的水泥地是湿的。干了以后会留下水渍，一圈一圈的，像年轮。
光宗去打热水的时候，从陈桂英家门口经过，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水泥——干干的，没有水渍。那天下午她再经过的时候，地上的水渍是新的。
陈桂英张着嘴，说不出话。她能说什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争论她家门口的水泥地是干的还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