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两年天气极度反常，降雨极少，去年已有多地遭遇大旱，粮食减产，若今年还种水稻，只怕不少地方要颗粒无收了。
所以这些地方是此次换种新粮的重点地区，李致远决意以宋应星为都察府都察专员，暂摄衡州、永州、宝庆、郴州诸府州事，并拨兵五千，命其携带新种，沿湘江乘船南下，劝农耕作，推广新粮。
另外，王夫之是衡州人，了解当地情况，李致远让其随宋应星南下，在一旁协助，为其拣选当地人才，联络当地士绅大族，宣传新式粮种。
而堵胤锡这个朝廷正经任命的长沙知府兼长沙监军，则只负责长沙及其以北部分山地丘陵地区的换种耕作事宜。
对于军政，李致远现在深感部队规模大了以后，控制起来极不方便。
将军领军在外，难免要对其下放权力，成军之初，诸事皆还不完善，募兵、调拨粮饷等事务之前也多让领军者自行负责，如此则可能会导致自己对军队的管控减弱，以至于士兵成为总兵将军的私兵。
就譬如左良玉，他麾下兵马虽多，但各部独立性极强，左良玉现在并不能完全约束那几十万人马，而只是以共同利益将大伙暂时聚拢在一起，如此则军纪涣散，军令难以得到贯彻。
据闻，左良玉本人在军中倒是能洁身自好，但他部下士兵军纪却极差，因为他这个大帅也不好去约束各部将士。
相反，他还得经常纵容士兵劫掠地方，否则，就难以得到各部的共同拥护。
一旦作战，左良玉手下那些副总兵、副将、参将们就心思各异，很难形成合力，甚至一个弄不好就会土崩瓦解。
李致远当务之急就是构建周密的军事制度，在建军之初各部势力未形成之时就以制度来约束诸将，以免日后势成难改。
这个枢密府正是为此而生，以后军令皆出自于此，募兵权、调兵权立即收回，包括征集、调拨、分发粮饷和兵器以及初步军训在内的一应事务也由枢密府统一处理。
另外，李致远标下虽号称有兵十万，但足有半数不堪战，且成分复杂，有受招安而来的降兵，有无家可归的流民，有入伍只为混吃等死的老弱病残。
这些人混杂在队伍里，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兵贵精而不在多，李致远早想裁汰冗兵以重整军队。
但李致远之前却不敢轻易裁军，因为这些人虽说打仗不行，但也是杀过人见过血的，别的不敢说，到地方上扰民可是一把好手，很多人早成了兵痞、兵油子，一旦解散任其回到地方，只怕各地都要盗贼蜂拥而起了。
趁着现在这个机会，李致远想了个妙招，那就是成立大明朝的“生产建设兵团”——屯田军，把军中不适合作战的士兵统统裁汰进去。
屯田军仍是军队编制，军事化管理，也仍发一些粮饷，但既无需作战打仗，也不需要镇守城池，不干别的，就在楚南垦荒种地。
反正楚南的山地、丘陵很多，很多地方不适合种水稻，种土豆、种玉米却是合适的很。
此举一能给老百姓以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广种植新粮，毕竟士兵尚还听军令，让种啥就种啥；二能解决这些人的生计，也免得其衣食无着，为祸地方；三能为军队供给一部分军粮，一举三得，众人皆表示赞同。
最后，李致远决定成了楚南火器制造局，专司负责制造、研制、仿照各式火枪、火炮，并委任毕安民为制造局总监，全权处理与火器相关的事务。
如此，李致远在组织、架构上已做了初步安排，官府运转或将更为顺畅，时天气渐暖，春回大地，遭受一番劫难的楚南也在缓缓恢复生机，与会诸人都是满怀希望。
但说到底，明末乱局还是需要靠坚实的武力来收拾，枢密府的军事战略部署才是未来的重中之重。
而除了李致远本人，众皆对此一片茫然，只将那早已远去的张献忠当做假想之敌，却不知真正的大敌尚在遥远的关外，局势也还远未到最坏的地步。
所以满怀忧虑的李致远将长于兵事、更着眼于大局的张煌言、堵胤锡等人都留在了长沙，他心怀忐忑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惊天噩耗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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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