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初冬，改革的风声像远处河面的薄冰，脆生生地传来，却还没能化开刘庄村冻土般的日子。村头那排白杨早已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戳向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幅枯笔写就的泼墨画，苍凉而尖锐。
我正在村委办公室外的土墙上，帮民兵连长刷标语。石灰水在破铁桶里晃荡，泛着冷白的光。我攥着一把掉毛的粗刷子，一笔一划，吃力地描着：“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墙的另一侧，还残留着“农业学大寨”的旧字，红漆剥落，字迹漫漶，像一个被时代匆匆遗弃的梦，正渐渐淡去。
“写大点！再醒目些！”民兵连长赵柱子背着手站在不远处，嘴里呵出白气，“下面补一行——‘王张江姚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害忠良’！”
我应了一声，手腕用力，正要写完那个“姚”字的最后一挑，村东头的小路上，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奔来。是我堂叔刘四海，跑得帽子都歪了，老远就冲我喊，声音劈了叉：
“快！快回去！恁二爷……咽气了！你是男丁，得去守灵！”
我手一抖，刷子“啪嗒”掉进石灰桶里，溅起一片白浆。那浆液顺着粗糙的土墙淌下来，蜿蜒曲折，在初冬惨淡的天光下，竟像极了一行浑浊的、流不尽的眼泪。
刘汉水的灵堂，设在刘家老院那三间低矮的土坯房里。还没走近，悲恸的哭声就像实质的潮水，混着凛冽的寒风，一波波拍打过来，让人心口发紧，喘不过气。
院门上方，两盏白纸灯笼已经挂起，在风里不住地摇晃，晕开两团惨淡的光晕。院子里搭起了简陋的白布棚，棚下摆着几张方桌，围坐着的都是刘家本房的男丁，一个个低着头，面色凝重。灵堂设在正屋堂屋，门板卸下，搭成了灵床。刘汉水就躺在上面，身上盖着一匹粗糙的白布，只露出一张脸。蜡黄，干瘦，曾经扛得起二百斤麻袋的宽阔骨架，如今在白布下塌陷成一片平缓的丘壑。
他是我的堂爷爷，血缘不算顶近，但按刘家老规矩——三代以内的男丁，都得披麻戴孝，送老人最后一程。
我默默接过一条浸过米浆、硬邦邦的孝布，胡乱缠在头上，跪在灵前草席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额头触地，冰凉。香烛纸钱燃烧的烟雾缭绕升腾，辛辣又沉闷。透过这层薄雾，我看着二爷安详得近乎陌生的脸，脑子里却猛地跳出另一幅画面——
去年冬天，公社组织挖那条引黄干渠。天寒地冻，土硬得像铁。年近七十的二爷，非要跟年轻人一块儿下工。他抢过一把最大的铁锹，跟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比赛谁挖得快。一锹下去，冻土崩裂，他额上青筋暴起，却咧开缺了牙的嘴笑：“加把劲！等这渠通了，咱刘家的地，就再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黄河水引过来，那就是流着油啊！”
那时候，他眼睛里有光，那是对泥土最朴素的指望。谁能想到，不过一年光景，这条被寄予厚望的水渠，竟成了淹毁刘家祖坟的祸水？而二爷自己，也躺在了这里，再也看不到渠水奔流。
守灵的长夜，格外难熬。煤油灯芯噼啪爆着灯花，火苗被门缝里钻进来的风扯得东倒西歪，墙上的人影便跟着张牙舞爪。女眷们压抑的哭声像潮汐，时而涌上来，嘶哑悲痛；时而退下去，只剩下吸鼻子的啜泣和疲惫的叹息。
几个上了年纪的本家叔伯，围坐在角落的草席上，就着一碟炒黄豆，半壶散酒，低声念叨着二爷的一生。烟雾和酒气混在一起，让灵堂里的空气更加凝重。
“汉水哥年轻时，那可是咱刘庄村头一份的好劳力。”说话的是侯家的侯老栓，跟二爷是发小。他嘬着旱烟袋，火星在昏暗中明灭，映着他满是沟壑的脸。“六零年……唉，那光景，生产队修水库。人都饿得浮肿，走路打晃。就他，一天还能从崖下往坝上挑二百担土！扁担压得嘎吱响，他一边走，一边还能哼几句梆子戏……肚子里没食，哪来的力气？现在想想，真是拼着命啊。”
“后来让他喂牲口，也是顶用心。”接话的是马家的马高粱，马赶明的堂弟，性子倒还厚道。“队里那几头瘦得肋巴骨能当搓衣板的驴，到他手里不出半年，毛色都油光水滑的。他是真把牲口当不会说话的兄弟待……就是太实诚，一辈子吃亏。”
马高粱顿了顿，压低了声音：“五八年，放卫星那会儿，上面逼着报亩产万斤粮。别人不敢吭声，就他梗着脖子，死活不在单子上按手印。为这，得罪了上头的领导，本来能当个队委，也黄了。”
话题渐渐沉重。有人叹起刘家眼下最棘手的事——老坟。
刘家的老坟在村东头一片高岗上，埋着往上数四代的先人。那是二爷的曾祖父，当年用三担救命的麦子，从一个破落户手里换来的“风水地”。岗上原本植着一圈老柏树，历经风雨兵燹，如今只剩稀稀拉拉七八棵，也都半死不活，像几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守着这片日益破败的阴宅。
去年公社决心挖那条引黄干渠，说是要“造福东半县”。测量员来了好几趟，最终那红色的石灰线，不偏不倚，正好从刘家老坟边上划过，距离最近的坟头，不到十步。刘家人当时就急了，去大队部找干部。干部叼着烟，眼皮都不抬：“这是公社党委定的线路，水利是百年大计，关系到几千亩地的收成。咋，你们刘家几座老坟，比全县的粮食还金贵？”
胳膊拧不过大腿。渠，还是挖了。
到了夏季汛期，黄河开闸泄洪，干渠瞬间变成奔涌的河道。偏偏就在流经刘家老坟那段，屡屡决口。浑浊的黄河水裹着泥沙，一次次漫过坟地，把墓碑冲倒，将坟包泡成稀软的泥塘。水退后，坟头上糊着厚厚的淤泥，好几处都塌陷下去，露出黑洞洞的穴口，像大地咧开嘲讽的嘴。刘家人次次去修补，次次徒劳。下一次洪水来，一切照旧。
更让刘家人憋屈的是老规矩：只有长子能入老坟。二爷的大哥刘汉山，早年去世，已埋在老坟正位。二爷排行老二，按规矩，死后不能与祖先同穴，必须另择吉地，开新坟安葬。
“这老规矩，到如今也该破破了。”侯老栓磕磕烟袋锅，声音闷闷的。
“破？你说得轻巧。”二爷的堂弟刘汉俊摇头，“祖宗定下的规矩，破容易，往后咋办？再说，老坟现在那鬼样子，泡在水里，埋进去，先人也不得安生。还不如……另找个干爽地方。”
灵堂里陷入沉默，只有灯火摇曳。一种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给二爷找一块能让他安息、也能福泽后代的新坟地，成了眼下最要紧，也最棘手的事。
天蒙蒙亮时，刘麦囤来了。他是刘家的长子长孙，也是刘家这一辈里最能扛事的汉子，刚过四十，脸上已刻满风霜。守了一夜灵，他眼里布满红血丝，但腰板依旧挺得笔直，说话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请的胡先生天一亮就到。吃了早饭，我就带他去看地。”他言简意赅，目光扫过灵堂里每一张疲惫的脸，像是在无声地传递一种力量。
选择新坟地的重任，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刘麦囤肩上。他是长子长孙，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权力。
早饭过后，胡先生果然到了。这位在十里八乡颇有名气的风水先生，是个矮胖的中年人，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纽扣扣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永远托着那个锃亮的黄铜罗盘，神情严肃，很有几分“学问人”的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