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很多人相信人死后在阴间会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此对陵墓的地上和地下建筑以及随葬品都非常看重，北魏均田制刚出现的时候规定农民按照人口、官吏按照等级分配无主荒地，是由计口授田制演变而来，国家公开授田可以招揽流民和豪强大族控制下的农民，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傜役。
一个大宗族小的可以三五十家为一户，大的近万室为一宗，这中宗族制度影响了按户收税的制度，另外北魏统国后南逃的农民相继回乡，自己原本的土地已经被别人耕种，因此产生了很多地权纠纷，不仅耽误农时并且扰乱了社会秩序，李唐以孝持家，原本不允许买卖的土地到了李唐百姓在迁移和无力丧葬的时候准许出卖永业田，这就打开了计算周密的均田制的口子，农民迁入城市之后加快了手工业发展，倾家荡产卖地厚葬父母的人也多不胜数，有人相信找到块风水宝地厚葬长辈会获得祖先的荫庇，事实上这些厚葬的坟墓如果无人看管很快就会被盗墓贼光顾。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西汉贵族的墓几乎都被人盗掘了，盗墓贼将金缕玉衣中的金丝扯出来后就让昔日的贵族全部暴尸荒野，闹成这样谁也不愿意看到，问题是有人不给人留余地，汉人很擅长同归于尽，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教育缺失。
教育问题很多人都很重视，真正关注于解决之道的人却不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栽培需要投注心血，一个老师的精力有限，他不可能带很多学生，汉武帝临死前杀了钩弋夫人，将刘弗陵的教育责任全部丢给老师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奈何这世上有更加不负责任的娘，汉代对秦朝的前车之鉴非常警惕，不论是宣太后还是赵太后都不是好典范，赢稷执政时因为年幼，芈月与义渠王虚以委蛇是权宜之计，然而不适合实行民粹主义的大汉，不和亲、不纳贡、不割地，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天子守国门的概念，没他妈意识到长安的地理位置有多险要，由公羊派领导的儒家精英不仅大搞天人合一，还强调天地君亲师这种纯压迫人的思想枷锁，即便战败被俘也不可以投降，不然就是通敌叛国，必须以死明志，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完成了大汉崛起，然而遗留的历史问题也是毒害深远的，刘汉走上了军国扩张的路，想在长安住得安稳就必须打通西域，一直以来被游牧民族压迫的农耕民族重新掌握了力量，民间好战的呼声很高。罢黜百家后其他人虽然没法在庙堂上再高谈阔论，不过他们还可以在野讨论，中国人确实想要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但是他们更重视其他东西。比起自己动脑子，百姓更倾向将权力交给知识精英做决策，并不渴望自己在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罗马人则是反过来的，是政府为我提供服务让我过得更好，如果元老院颁布的法律让他们不舒服了他们会反抗，元老们为了让平民支持自己到处演说，而不是跟中国人一样忍耐，一直忍到无需再忍的情况发生忽然掀翻皇帝这种事。
西方人喜欢闹事，中国人不闹则算了，一闹就翻天覆地，就跟那个宣称自己有灭世十世兵器的狂人一样，西方人叫嚣得厉害，真正要付诸实施的时候会因为各种牵制付诸东流，中国人平时被人打、骂、羞辱，真的是好惨，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说同归于尽就同归于尽，同样是经历了灭国之乱，欧罗巴的基础设施全毁了，穷人跟马、鸡这些牲口同住，一辈子就洗三次澡，中国经过五胡乱华北方几乎绝种的危机后市政又建了起来，不过重建起来只是外部形态，内部的精神还是没有重建。
王莽改制的时候将刘彻的上林苑给拆了修太学，他广招学生入学，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实际上是违背了教育规律，一个老师要带上三百多个学生，他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去挨个指导，大多数来太学读书的人都是混日子、排队等着当官的，教育没搞上去，房价倒是涨上去了，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差距很大，管理起来很困难，要老师对每个学生花费同等精力是不可能的，因此出现了老师讲大课，好学生带差生，代替老师讲课、允许学生自学及向校外专家求教这种灵活的管理办法。
宽进宽出的方式比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轻松多了，这种教育方式下就出现了无所事事，抽时间再学的好玩派，和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踏实派。
元始二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年来贵族豪强不断煎并土地，百姓流离失所，老百姓饿到活不下去，最后都闹起来了。
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公家节约粮食和布帛，自己以身作则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一带头贵族、大臣也只好跟着一起捐钱，矛盾得到了缓解，太皇太后就打算把新野的二万多顷地赏赐给王莽。
王莽推辞了，他还派出八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个地方去观察风土人情，并且将王莽不接受封地多事到处宣扬，土地兼并受害最大的其实不是农民，而是中小地主，他是地主阶级不被农民接纳，他的钱又不足与豪强抗衡，失去土地之后他们不想坐吃山空只好去经商，在当时重农抑商的环境下自己是受害者还受尽白眼，一听到王莽练封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好人，这些新生的商人阶级成了王莽改制时的中坚力量，也正是他们被王莽安排到太学里去读书了。
精英教育摊派到了平民，平民觉得自己得到了实惠，实际上却将用于培养精英的师资力量给耗费了，让王莽登上帝位的是百姓，将他从那个位置上扯下来的也是他们，土地兼并最大赢家是大豪强，他们非常有钱，当王莽进行货币改革的时候他们还在铸五铢钱，一个国家施行多种货币会涉及换算问题，老百姓在交易过程中吃亏就觉得王莽的政策不行，百姓好义重利，拿了他们的钱他们就觉得皇帝失义，过去种种好事全部被推翻，那个昔日被他们认为是真命天子的明君就成了无道昏君。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用儒家教出来的好义重利的子民就是向善的小人，有钱人捐钱他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让他们自己捐钱就舍不得了，只是碍于情面意思意思交一点，书呆子一心想着攘夷，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六国是如何统一的。
军事上打服了接下来的是吞并，欧罗巴的联姻只在上层，下层百姓还是同种族之间结婚，因此才会出现蓝眼睛、金头发这种纯种，而中国是杂婚，通婚之后秦楚都成了一家人，种早就混到分不清了，一问你是哪里人，都会报上郡名和族望，自称是汉人，儿子常被自己的娘逗着玩，是娘好还是爹好，傻儿子老实交代，是爹好，因为他每次回家都要给儿子买玩具，娘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娘就不高兴了，同样娘是秦国人，爹是楚国人，儿子报上哪个国民都不对，在对外交往时就称呼国号了。匈奴的女人少，男人多，舍不得女儿套不着狼，北方通过胡汉通婚来实现民族融合，当时北方人口是南方人口的三倍，南方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将那些愿意与汉女结婚的匈奴家庭以授田为诱饵，让他迁徙到南方农耕，而南方的百越人则迁徙到北方，新到一个地方会混乱一段时间，习惯了山林的百越人在一马平川的西北没法继续使用祖祖辈辈多年的生存技艺，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任人摆布的肉，想让他成农耕民族就教他种地，想让他成为游牧民族就让他骑马，再施以王道教化和普法教育，过个三四代他就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了。
适应新的环境需要让步妥协，回回都可以吃不那么清真的牛羊肉了，匈奴人还有一半夏朝的血，都是华夏民族的干嘛分得那么清，欧罗巴吃个饼都要讨论发酵不发酵，较真不利于团结，匈奴人再怎么能打奉行男权他到了南方瘴气横生的地方就要移风随俗，被女人管教揪耳朵，他们信的是腾格里，不过自己的媳妇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他管的着么？她还能言之凿凿得说这是驱鬼，端午节还有粽子吃，吃的问题解决了匈奴人就没那么穷凶极恶了，狼是自然造就的，狗曾经也是狼，只是狗不用跟狼一样觅食才变成了如此驯服得模样，在南方开垦种粮，用南方的粮食救北方的旱灾蝗灾，交粮大户受爵当官，一个管理机制就建立起来了。
比起发展军国，王莽应该更关注朝野的吏治腐败，儒家相信子不语怪力乱神，没有恐惧的人什么都敢做，有畏惧的对象就会收敛自己的言行，墨家是最适合担当监察的学派，他们的私欲已经降得很低了，同时他们是亲民的学派，有很好的民众基础，可以通过他们普及被儒家曲解的鬼神信仰。
世上有很多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一味以迷信斥责就是形成了新的迷信，对这个领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空白的，别的民族不信耶稣是应感而孕的，基督徒却坚持，既然如此汉人就说“对，我们女娲和伏羲也是应感而孕生的”即便他们觉得中国人无比可笑，也比和拜火教徒可爱，坐在那里讨论神神鬼鬼的东西也比讨论用什么兵器杀死有趣。
犹太人的逆向思维形成与他们所信奉的逆生生命树有关，他们所崇拜的耶和华位于卡巴拉树之上，是犹太神秘主义的范畴，那也是少数精英才能接受的教育，非犹太教的卡巴拉称为隐世卡巴拉，是用来探讨宇宙和人类本质、存在目的，这个东西一样不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就算开课给普通大众宣讲也没有，理解不了还不如节省一点口水保养牙齿。
诸子百家儒墨二家是显学，普通人对轻重说知之甚少，桑弘羊就利用轻重说完成了国有垄断，在民族振兴这个大义面前所有个人利益都排在第二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边疆的同胞正在接受匈奴的骚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原本在内地种田的老少爷们儿就开赴前线了，这个时候刘彻到底是真的认为民为贵还是民为轻呢？如果真的是民贵为什么让十几万人在大漠里兜圈子，不探明情报后再进行行动？如果他一点都不在乎百姓，他何以宁可背负被百姓厌恶、甚至是后世子孙唾骂的骂名也要将实行黄老之学而变得软绵绵的民风硬生生得掰过来，让大汉雄风威震四海？
刘彻之错错在过激，不过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是没办法的，就跟冉闵的杀胡令一样，汉人不论男女老少，甚至鼻梁高点的人一律斩首处死，汉人没将杀胡令当成荣耀是没人去宣传，却将汉武帝当成了偶像，这就是文笔能造成的影响，能将一种意识形态传承一代又一代人，这世上绝大多数人是不知轻重的，同时知道轻重的人也不能胡说，没人会承认自己被愚弄了，一旦知道了那么失去理智的人造成的破坏力难以想象，愤怒的人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如果真的要讲华夷之辨，佛教徒怎么算？他们宁可守着杀戒也不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军，他们也没纳税，尼姑不结婚，那佛教徒就都该杀死吗？
里面也有温和的比如苏菲派的修士，汉人自己里面也有到处树敌惹祸，以为有钱有势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败家子，以人种、肤色、国籍以及宗教信仰来判断一个人好坏的都是一种肤浅的识人方式，中国缺失的是精英教育。
左传之中春秋霸主进行盟约二百多次，不是全部都是能守誓，可是一些基本规则还是能保持，当赵国因为缺粮处于生死存亡边缘时齐王建没有给赵国支援，致使唇亡齿寒，他违背了盟约中邻国遇到灾难要给予援助的条款赵武灵王宠爱吴娃，将她立为皇后，甚至将她的儿子立为太子，他违背了妾乱妻位的盟约，再加上他还打算封两个儿子当君，国内也没人愿意在他被囚禁时救他了齐闵王违背了换质的规矩，在楚怀王被囚禁在秦国时趁人之危勒索楚国太子五百里地，楚国虽然大，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最终齐闵王被抽筋后用自己的筋挂在梁上一天活活疼死了。
要论凶狠歹毒的刑罚，楚国人有多厉害汉人就有多厉害，高祖刘邦就是从楚国来的，同时华人还有善良的一面，在处理难民问题上全世界都没有中国人在行，左传闵公有记，卫国之遗民有七百三十人，加上共地、滕地的百姓共五千人，齐桓公派遣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批甲战士三千人守卫曹邑，迎接卫国国君，贵族的傻逼之处就是明知道留着那些遗民是个祸害，不过齐桓公还是帮助了卫国，也正是因为齐国的这次义举间接得让卫鞅能顺利降生，有了卫鞅才有了商鞅变法，有了商鞅变法才有了强秦，有了强秦之后天下才大一统，齐王建虽然是齐国人，不过他是田齐，齐桓公姓姜，从某个角度来说秦国人替姜小白复了仇，伍子胥为了复仇叛国到了隔壁当忠臣，在春秋那个礼崩乐坏，连孔子都认为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的时代伍子胥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同样的事如果李广利为了给自己的家人复仇而为匈奴人效命他就是千古罪人，忠诚可以靠钱来维持，绝对忠诚就不是靠利益能驱动的了，而是靠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