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男人了无牵挂的时候，贫穷对他来说只是这一顿吃馒头还是吃鸡肉的区别而已，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只有当他爱上了一个姑娘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什么是贫穷带来的自卑。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大批迁徙伤亡。而当时既无国籍制度，也无移民限制，百姓可以随意地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乐土。哪一个国家比较安定、富强、和乐就迁到那个国家为臣民。而一个国家人民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是否稳定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因此，各个诸侯为了称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人口增多。梁惠王也不例外，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学家学派最有声望的大师。他的学说的核心就是要讲“仁义”行“仁政”，即实行所谓“王道”。其理论基础就是民本思想，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因此孟子对那些不行仁政，残酷掠夺百姓的封建王侯深恶痛绝。寡人之于国也就辛辣的嘲弄了以贤君自居的梁惠王，并愤怒的指出一些封建王侯自诩“为民父母”，可实际上确实“率兽而食人”的权贵是人民的灾星。
战鼓冬冬一响，枪尖刀锋刚一接触，有些士兵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士兵，竟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可以吗？”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他们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但这也是逃跑呀。”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兵役徭役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便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光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那么百姓便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遗憾。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遗憾，就是王道的开端了。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了。认真地办好学校，不断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老百姓，那么，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现在的梁国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到年成，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魏国来了。”
民不聊生处了生活的生，还有生育的生，穷人生的男丁多，没钱娶媳妇，城里的中下阶层生的女娃多，看不上穷鬼，宁可送去当有钱人的侍女都不愿意让她过“苦日子”，在有些父母的眼里，有钱比人品好更重要。
养女防老嘛，女儿要是能在婆家得宠他们就能鸡犬升天当外戚享福，出去炫耀的时候也能脸上有光，女儿在婆家被欺负了回来哭诉，当耶娘的非但不为女儿打抱不平，还劝女儿回去，究竟是舍不得这门富亲戚还是宁拆一座庙不毁一门亲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女人坚持出去赚钱就等于一个人在忙着规划未来，另一个人却在琢磨着分手，一方穷得什么都没有，偏偏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已有的生活状况，男的女的都有，把性别换过来，出嫁的女儿换成入赘女婿一样试用，所以皇帝的女婿没人想当，挨欺负了申冤的地方都没有，再大的脾气都只能忍着。穷的田舍汉结不了婚，嫁进豪门的女人为了一个月轮上自己一次两次的雨露而费尽心机怀孕，豪门再怎么能生也就二三十个孩子，要是按照一夫一妻制人口可以翻至少一倍，这些嘴里说着要施仁政的君子实际上却阻碍了国家人口发展的策略，不论是谁当国君或者皇帝，只要人口下降并且新生儿减少就证明这个国家在实施与仁政相反的暴政，要么是因为连年征战导致人口锐减，要么是因为横征暴敛使人民贫困流亡，借口很容易找，但是结果就是如此，隋末只要有粮食就能扯起来一支几千到数万的军队，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乌合之众的农民，刘武周遇上的那个没有听说皇帝命令不敢开仓放粮的官不止一个，义仓无义，百姓饿得人相食，百姓如水，君王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杨广发动民力不分节气，做什么事情都要一步到位，老百姓一年四季围着他转，自己的生活完全打乱了。到了李唐这里房子和田产就成了新的暴政，田舍汉守着一年的收入，希望自己的家能过得好点，文子上仁篇有云，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老百姓就想过简单的生活，耕读之家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这些穿着华丽的达官贵人和伴游女子却耻笑种地的，不知道这年月做什么生意容易发财，非要人家舍弃农耕进城做手工，至少不用顶着烈日干活，都不种地了大家喝西北风去？有些人虽然不会说何不食肉糜这种话，却还是会问“粮食难到不是从粮仓里来的？”这种话来，你过得利欲熏心就不要打扰别人的安宁，好好在城里过自己富贵的生活，又想看淳朴民风又高高在上地教化人，富不过三代的人有什么资格教人做人。
父子二人经过一片连栋豪宅，儿子不屑地说“住在里面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父亲则轻描淡写的说“说这些话的人一定没有钱。”这么教儿子的父亲以后老了就不要后悔儿子不给自己付汤药费、不给自己饭吃，口袋里有钱才是正道。
崇尚“人定胜天”的人，靠压榨生命、极限奋斗而非工具革新、技术发明、提高效率等来解决问题，这些崇尚“狼性文化”的精英，不懂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尊重他人生活方式，嬴政修阿房宫的时候调拨了三百万人，以秦国的管理制度，这个数字肯定是精密推算过的，不像杨广一样发兵一次就是百万，然而大家完成统一之后不是想继续绷紧了弦对外扩张，继续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他们只不过想要安生的日子罢了。
为了钱当贪官污吏的人，学问没有钱重要，考完了科举就把书本给丢了，进士团的游手闲汉把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安排妥当，只等着老爷上任之后补上。
不论是你贪污受贿也好，给他们开方便之门当保护伞也好，总之是黑的和白的勾结起来了，满朝文武只要狎过妓的要是都被论处的话恐怕九成以上的人都要被牵连，张九龄年轻的时候当进士都难逃干系，包括皇帝自己都养了妓女监视朝廷命官，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家看到某些人在名利场活得那么累不想进入其中，阁下就不要劝自给自足之人去过“好日子”了，不一样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守贫就是消极颓废的？阁下治理的这片大好河山，是不是十室九空，村里只有老人孩子和妇女，并且邪教横行？
在城市的繁荣掩盖下城外就是如此悲惨景象，边疆已经没有男丁可抓去充军，只有从内地抓逃户实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唐已经跟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所处的乱世差不多了，不求富贵荣华，只求生老死葬无憾而已，王道和仁政就那么简单，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篇说了，要找个仁德的人做邻居，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每逢乱世总有人遍寻深山老林避世，如果一个人很有才能，但是却没有德行，自私自利。那他的才能越大，将来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还不如没有才能的好，修身是第一位，其他都放在后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明白人生应该尽的道义，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小人就只知道自私自利，怎么能得到好处，如果大家读书都不是为了修为自己，都是为了钱，那社会将变得冷漠无情，感觉不到一点温暖，做人的基础没打好，修身没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别谈了，肯定是一团糟，生活在那么乱糟糟的地方还不如逍遥自在，隐世独居。
有些人太久没照镜子了，自己变成了老虎而不自知，不是人人都想跟城里人当邻居，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由住在这座城市里所有的社会群体组成，太爱财的人不是好邻居，北宫原本是王后的居所，汉高祖刘邦建这个宫殿原本是打算给吕雉住的，太上皇虽然不挑地方，不过刘太公和自己的媳妇住一个宫殿确实不像话，他很自觉地跑宫外去玩，太上皇的位置很尴尬，他不可能住未央宫，也不可能住后妃住的长乐宫，到了李唐太上皇李渊住在什么地方也曾经弄得兴师动众，在举国上下为了远征高句丽而弄得军费紧张的时候还是修了大明宫，后来就有了刘太公要回丰县老家的想法，刘邦之所以能成事少不得他有个通人情世故的爹，后来刘邦修新丰也是顺势而为，刘太公高兴了，吕雉也不用搬出长乐宫了，过惯了穷日子的人能节省就节省，这北宫修了没多大就停止不修了，到了武帝时又增修，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北宫外依旧是很多高门大户，不过那些豪宅几乎都被拆成了框架，北宫周回十里，不是很大，第一个女主人是处子皇后张嫣，北宫主要分两个大建筑群，一个是寿宫，那里是皇帝敬拜鬼神的，一个是神仙宫，是皇帝斋戒、祭祀、沐浴的地方，如今刘汉已经没了，道士们就把神仙宫给利用了起来，反正刘汉的时候也有专门安排给道士居住的殿阁，至于皇帝以前沐浴的地方则给达官贵人使用，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南郊的建筑按照天圆地方的规制来设计，最中央的明堂圜丘是圆形的，外面围了一圈方形的廊庑，再外圈要种很多树木，这些树木围成一个圆形的广场，和唐长安直接对着五谷和农田祭祀不一样。
北郊就反过来，是在方丘上祭祀的，这北宫既不想南郊又不像北郊，刘邦殯天之后在安门内修建高庙，其寝殿就修在北宫，除了安置不得志的后妃外，北宫也是帝王游乐的地方，可以蹴鞠、斗鸡、角马、斗狗，丝绸之路开辟后还弄了鸵鸟进来，那种鸟大到可以载人，跟道士做邻居它们就不用被关在笼子里了，它们躲在廊庑下可以遮雨的地方，小心得蜷缩成一团避免自己被淋湿，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功能的游戏场所，并没有特别规划，蹴鞠完了可以到神仙宫沐浴斋戒，比起跟妓院当邻居的国子监干净，却也不见得是个刻苦读书的地方，处处都透着悠闲随意。
“这鸟能飞吗？”王守善指着那些大鸟，他想坐上去骑一骑。
“不能。”给他带路的提灯道童毫不犹豫得说道。
“为什么不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