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一年的铸币量才三十五万贯，即便这些钱全部都用在军费上，即便按照一年两百万贯也要至少六年的总量才能抵得上一年的消耗量，现在变成接近八百万贯就是二十年的总和，不用绢布作为辅币根本就跟不上军费的消耗。
张九龄允许老百姓铸恶钱不只是因为一心为民，还因为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太少了，李林甫要用河底法，收江南的税以绢布代替米也是因为军费，开元二十一年因为连日暴雨，关中的粮食产量亩产只有三斗，和大旱时是差不多的，可是账本上却是亩产接近一石，为了核对真实的亩产量，李隆基才在兴庆宫里开辟了一片庄稼地，张九龄跑到河南当开稻田使也是因为水稻受雨水过多的影响比麦子少，因为粮食问题李隆基移驾东都，才走没多久关内又大风，芒种种下的麦子倒伏一大片，后来加上秦州地震，开元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粮价因为运输问题，各个州道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根据织造工艺的问题，河南的绢要比山南的绢质量好很多，河南绢最高可以卖到七百多文一匹，山南的绢才三百多文，李林甫担当御史中丞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因为抓贪官抓得紧，偷一匹绢就可以入死刑了，山南一匹绢三百，河南一匹绢七百都可以治死罪，这样量刑是不均等的，由此天下之绢全部五百五十文为限制，量刑也是以此为准，胡商进货当然是想用五百五十文的价格进河南的绢了，可是中国人卖给胡商的凭票里必然会夹杂不少山南的绢，用五百五十文的价格买三百文的货谁都不肯，问题是丝绸垄断在汉人的手里，即便自己吃亏还不是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常平法和和籴法所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李隆基发给每个上州三千贯的本钱是要用这些钱去买粮食储放在常平仓里，比如洛阳一斗粟十七文，当粮食丰收时价格会低一些，一斗十文，三千贯可以买三十万斗，也就是三万石粮食，如果年年丰收，十年时间就可以买三十万石粮食，一个城市的粮食已经和一个道常平仓的储备差不多了，这样当灾荒年的时候粮食涨到二十文、三十文一斗的时候仓令就可以放粮，粮商只是散户，他们储备的粮食最多也就几百、几千斛，在面对三十万斛粮食的冲击下就只能认栽降价了。
和籴法面对的人群是大地主，有军队掺合进来就是强制性的买卖了，老子没钱，刀架在地主的脖子了，给还是不给吧，买粮食的钱先赊账，过后再给你，一般的地主都要给的，然后呢武官带着粮食打仗去了，他要能活着回去自然这笔账就可以到支度使哪里去报销，他说买粮食用了两万匹布，实际上他只用了一万匹布，在打了胜仗并且却是符合预算的前提下支度使就要给那个武官两万匹布，拿着这个钱武官还一部分给地主，剩下的就是他的了，拿来赏人还是留着自己用看武官的人品，他要是回不来吐蕃人就烧杀到地主家里来了，那个时候吐蕃人是一窝端，地主的命都没了谁还在意钱的事。而地方则是完全不一样了，即便是灾年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因为赈灾朝廷强制在地主家里买粮，灾荒过了朝廷就要还债了，宽乡还好一点，狭乡财政收入少，地主玩土地兼并地方税收也少，怎么办呢？就只好将官府的职田收入给地主了，这也是朝廷抓佃农来耕地强制收税的原因，山东将粮价压那么低是大量购买粮食，三千贯可以买五万石粮食，比洛阳这个宽乡多了接近一倍，借了粮食就还粮食，幽州的粮食产量很低，开春之后土里面的冰碴还没完全解冻，地是硬的，他们和山东人关系很好，再说他们和山东就隔了个渤海湾，幽州的军粮主要是由山东提供的，普通佃农六文一斗的粮食是养不了家的，不过没关系，幽州那边多得是降俘，这些奴婢被船运到山东，代替自耕农耕种，奴婢有口饭吃就行了，还打算跟自由人一样发家致富么？官府的人就跟地主豪绅勾结起来了，科举考试之中山东的名门望族逐年增多，形成一个名为山东士族的阶级。
在初唐时期因为关陇集团的存在，山东士族是被排挤的，与之取代的是山东的武将被予以重用，如程咬金这种人乞骸骨都不允许回乡，可是山东人毕竟是孔孟之乡，门阀经过接近千年的发展到武后时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士族”和“庶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之所以被称为特权阶级主要有三个特征，既政治、财产和文化上的优势，因为李唐的打压，许多士族如莆田江仲勋一般考了个秀才就跑路的多不胜数，他们不愿意入朝为官，再有就是他们自视清高，不屑和刀笔书吏一同任职，科举除了选拔人才也造成了一帮新的士族，这些生源主要是关中士族，山东和江南的被排斥在外，不过没关系，不影响他们发展古文运动，随着科举入仕成为社会尊重的对象，非科举出身的官员被人所轻视，当状元成了这些昔日门阀的目标，开元二十二年的状元李琚和今年的新科状元崔曙都是山东士族出身，再往前数更多，就连大名鼎鼎的王维都是山东人。
南北朝时期清河崔氏的主体学术是儒家经学，山东高门对儒家的著作量正在逐年上升，在科举之前诗赋好坏成为及第与否的标准，武后之后就转变成经学了，整个家学方向也因此发生了转变，山东礼义之家注重学识和家法，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跟关中的父母跟宝贝儿一样哄着护着可不一样，家庭教育是子女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中原女人三观之不正在那些道学先生眼里简直不忍直视，高宗李治下令五姓女婚娶必须下诏之后，他们干脆以“禁婚家”自称了，想娶五姓女男方门第、人物、文章一样都不能少，这些家族娶外姓女子也有，都是高门女子，小户女子很难嫁进去，士族文化就是家风、礼法、经史，其中家风尤其重要，吴兴姚氏为江东四大家族之一，姚崇就是他们家的，山东士族就与之通婚，通过这层关系山东士族家族入仕人数、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比前代有了提升，李林甫成为吏部侍郎之后达官贵人争相请托，其中宁王就给了他一份十人名单，李林甫将九个人选任，其中一个人当众宣布他有作风不正的嫌疑，这位兄弟就是山东的，当不了官他还可以回去继续修书，至少生计不用担心，不似那些武人，回了内地就基本上很难找到差事了。
武将在任期间要存钱，辛云京家也存了一笔财产，他们也试图通过联姻的方式和关中士族搭上关系，不过辛云京实在和那位久居太平的姚家娘子处不到一起去，在中原人心里，大唐和吐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处于休战状态，应该没有什么战事。大战是没有，小战却不断，一口气裁军二十万让西北人成了东北人眼中的傻逼，东北人在安东都护府一点都不消停，三天两头就利用辎重把突厥人从草原深处引出来打仗，如果没有战争安西的下场也会跟安东一样，中央重文轻武，将士在外有功不得封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打仗是要死人的，就算勉强保住性命也有可能会落下伤残，大后方的人在歌舞升平高歌盛世的时候前方的人却在苦熬日子，然而六年一满回了家什么都物是人非了，父母死了，自己家的地因为荒了三年被官府当成职田侵占了，收入归豪绅，也就是说自己的地变相被兼并了，当兵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还会破产，地主的儿子跑到可以躲兵役的禁军或者色役、考科举去了，妻妾成群、良田万亩，自己成了光人一个，保家卫国不是当兵的应该做的职责吗？怎么能邀功请赏呢？那既然如此说这话的人自己怎么不去呢？战争会拖死一个国家，尤其是李唐从开国至今一直在不断打仗，开元四年粮食紧张，有个王府的卫兵把剩饭倒到涵洞里，被路过的李隆基看到了，差点当场把他给杀了，后来是宁王说，吃饭是为了养人，如果为了饭而杀人种地吃饭又有何意义，李隆基这才放过了那个人，因为浪费粮食而丢命对于那些吃饱了的开始追求珍馐的人是没法理解的，李林甫在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初六颁布的长行旨对李唐的财政和行政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李林甫的风格是高效、务实，主要整顿的是边军支税用度的问题，西北和东北自己有军屯，每年还向国家要三百六十万石粮食，王守善很清楚那些粮食到哪儿去了，他自己还亲身经历过用粮食换女奴的事情，但那一年是因为呼罗珊地区闹旱灾，边将将粮食换给吐火罗人，吐火罗人换给了小城城主，哈里发的税收官找城主强制征调粮食，大食人就是吃着中国人种的粮食打中国人。
中亚干旱缺水，有限的地皮要种棉花，那东西又不能吃，一麻袋的精面大概有一斗那么多，可以在突厥人那里换一只羊回来，拿绢布牧民不收，同样拿粮食跟突厥贵族换他们也是不收的，他们要收绢布，一样东西值不值要看有没有交换、付钱，平康坊里很漂亮的歌姬山东士族眼皮都不抬一下，跟她吃一顿饭要一贯更不可能，山东士族跟宗室吃饭都要挑人，歌姬知不知道祖宗家法是个啥东西？
常平仓有九十万石粮食全靠户部尚书李林甫，和地方的常平仓相比，京师的常平仓较为落后，因为当初高宗皇帝要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就将常平仓安置到了东西两市，后来阿拉伯人来了，本着尊重他们的习俗，西市的常平仓就让了出来，不过却在其他地方设置了，东都的常平仓更为落后，一直到垂拱二年才整出来一个，洛阳有天下第一仓含嘉仓，照道理说是不会存在粮价暴涨问题的，不过大运河的水量逐渐减少了，漕运受到了很大影响，东都洛阳以东的租米要先集中在含嘉仓，然后再运到陕州，当初为了粮食安全，粮仓的位置较高，也就是说漕运来的粮食要先扛上山，再扛下山。粮食在冬天存放是最好的，那个时候粮窖温度低，用席子夹糠法可使粮窖里的粮食存放九年以上不变质，粮食是会自己发热的，尤其是有水和土之后就会发芽，为了阻止粮食发芽各个地区的常平仓各出奇招，唯有东西两京因为地势问题没有办法妥善解决，为了观测粮食是否有发热情况，仓官在封土上种小树作为监测手段，如果粮食有发芽的迹象小树就会枯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种子要发芽也是挡不住的，粮食变质后就不能吃了，如此一来即便是有天下第一仓的洛阳也会面对粮食危机，又加上漕运影响，东都的粮价就会涨上去了。
北运粮食虽然躲过了最险要的三门，但是其他航段水势湍急，依旧有粮船翻覆的可能，加上在路上消耗的粮食，一斛米的运输成本大约是七八斗米，也就是说他运了三百万石粮食，起运的时候可能有千多万石，光输丁就有四百多万人，这些人有些是傜役，有些是罪责，有些是和雇，体力活就是下体力嘛，北方干旱缺水，运河水量比南方还低，裴耀卿就通过转运仓来解决，水浅的地方要从水路换陆路，颠过去倒过来，累都要累死了，他虽然省了三十万贯下来，每年还要付出六万贯的脚钱，四百万人都去搞运输了兵员怎么办？裴耀卿罢相后二月份李隆基就下令停止北运，一是省钱，二是把人给空出来，漕运就全靠南方了，没有竞争就会造成垄断，三月初三那天给江淮的力钱翻数倍，节省的三十万脚钱也就所剩无几了，之前坚持三年是完全给两位阁老的面子，裴耀卿正愁得头发都白了的时候王守善就带着轨路来送礼了，裴耀卿是收拾好了行李去找李隆基报备要到南阳考察的，从开元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就是关中粮食问题，几乎调用了整个国家所有可以动的力量和手段，结果不论是张九龄还是裴耀卿的方法都不是上策，于是李隆基就选用了李林甫的和籴法来解决粮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