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下来的比我想的还快。没出半个月，村里的大喇叭就嚷嚷开了，让家里有残疾人的，赶紧去村委会登记填表。赵支书还特意来我家走了一趟，站在院门口，没进屋，隔着门帘子对我说：“香香啊，你家左明这情况，符合条件，得抓紧办。办下来证，送去县里医院瞧瞧，兴许能有点指望。”
我听着，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的，嘴上应着：“哎，知道了，支书，谢谢您惦记。”
填表、交材料，都是傅恒丰暗地里帮我张罗的。他认识镇上的人，路子广，办起来快。我没敢多露面，怕张左腾那家子知道了，又起幺蛾子。一切弄得悄没声息的。
又过了十来天，通知下来了，让把张左明送到县里指定的精神病院去检查、治疗。车是村里派的，一辆破旧的小面包，司机是村委会的民兵。那天早上，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我把张左明从西屋炕上拖起来，他死沉死沉的，浑身软得像摊泥，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我给他套了件还算干净的旧褂子，裤子都尿湿了，也顾不上换，反正到了医院也得换。
张老栓蹲在门槛上，看着我们忙活，吧嗒吧嗒抽着烟，一声不吭，那张老脸皱得更紧了，像风干的橘子皮。力力和小花躲在屋里，扒着门框往外看，小脸上带着害怕。
把张左明弄上车，费了老鼻子劲。他像块木头，不会配合，瘫在后座上，歪着脑袋，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我看着他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恨、怨、可怜、还有一丝说不清的解脱感，搅和在一起。
司机按了下喇叭，车要开了。我犹豫了一下，扒着车窗对司机说：“大哥，我……我也跟着去吧，看看咋回事。”
司机点点头。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挨着那个瘫子。车里一股子汗味和汽油味，混着张左明身上的骚臭，熏得人头晕。我扭脸看着窗外，不敢看他。
车“突突”着出了村。路不好，颠簸得厉害。张左明被颠得东倒西歪，脑袋撞在车窗上，“咚”的一声，他也不喊疼，只是发出一种像动物一样的呜咽声。我心里一抽，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他一下，让他靠在我肩膀上。他浑身僵硬，皮肤冰凉。靠着我，他好像安静了点，不再乱动。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树木，心里空落落的。这条路，通向哪里？是希望，还是更大的绝望？
县里的精神病院，在城边上，一座孤零零的灰砖楼，围墙高高的，上面拉着铁丝网。大门是铁栅栏的，看着就森人。进去得登记，盘问。院子里冷冷清清的，没啥人走动，偶尔有几个穿着条纹病号服的人，眼神直勾勾地晃过去，看着心里发毛。
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脸白白的，没什么表情。他给张左明检查了半天，翻眼皮，敲膝盖，问话，张左明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个会喘气的木头桩子。医生皱紧了眉头，在本子上刷刷地写着。
“病人情况比较严重，”医生放下笔，推了推眼镜，看着我，“长期卧床，营养不良，有严重的褥疮，精神完全衰退，认知功能基本丧失。需要长期住院治疗，康复的希望……不大，主要是维持生命，控制并发症，尽量改善一点生活质量。”
我听着，心里那点微弱的希望，像被冷水浇了一样，“嗤”地一下就灭了。果然……还是这样。治不好，就是个活死人，换了个地方躺着罢了。
“家属要配合治疗，”医生继续说，声音平板板的，“有时间多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虽然他现在没反应，但外界刺激对康复有帮助。还有就是……医药费虽然减免大部分，但一些护理费、伙食费，还是需要交一点的。”
我木然地点头，心里算着那点钱。看来，这包袱，还是甩不掉，只是从家里挪到了医院，还得往里搭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