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决定他们能不能走的，偏偏是个迈不过去的坎——家庭成分。在那个年代，成分就像一块铁砝码，直接压着人的前途命运，分量重得很。
这成分的“好”与“坏”，不是谁说了算，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定下来的。队里有个叫李建军的知青，父母都在部队工作，那就是根正苗红的“红色家庭”子弟。
前阵子公社招兵，他没费啥劲就报上了名，体检一过，直接就穿上军装走了；还有个女知青，父亲是工厂厂长，上个月城里工厂招工，她填了表，没几天就接到了返城通知。
可要是家里成分不好，那就完全是另一个光景了。队里的王磊，父亲以前是商店老板，被定性为“背离人民立场”，家里成了“黑帮家庭”，他自然就是“黑帮子弟”。
上次公社招拖拉机手，他明明考试成绩最好，可名单一出来，压根没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负责招工的人说：“这种成分的，就得扎根农村改造，不能给城里添麻烦。”一句话，就断了他所有的念想。
姜山固的情况，就卡在中间不上不下。他既不是“黑帮子弟”那样背着枷锁，也不是“红色子弟”那样有坦途可走。他是自己揣着对廖晓东的崇拜，心甘情愿来这“广阔天地”的，本想着靠自己的双手干活，在苦日子里磨砺自己，可现在，他却越来越迷茫了。
起初他还觉得新鲜，跟着社员学插秧、学割麦、学喂牲口，每天都有新东西学，日子过得挺充实。可等他把这些生产技能都摸透了，甚至比有些老社员干得还利索时，眉头就开始不自觉地紧锁。
繁重的农活他早就习惯了，可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他渐渐迷失了方向——每天都是下地、干活、吃饭、睡觉，除了新流的汗是热的，生活里再也没有半点新意，他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在哪儿。
“要是每天都学不到新东西，我不就成了浑浑噩噩熬日子的废人了？”每次想到这话，姜山固就觉得度日如年，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心里憋得慌，他就想找人聊聊，问问别人心里的理想，看看能不能从别人身上找到点方向。有次歇晌时，他凑到相熟的老社员张大叔身边，一脸茫然地问：“张大叔，您说，人活着的价值到底是啥啊？”
张大叔把烟袋锅子往石头上磕了磕，捋起袖子，露出胳膊上虬结的肌肉疙瘩，声音洪亮：“价值？那还不简单！看谁力气大呗！力气大，能干活，能多挣工分，养活一家子，就是好样的！”
这话直白得让姜山固没法反驳，可他心里更苦恼了——他要的不是这样的“价值”啊！他又去问其他知青，得到的答案不是“能返城就好”，就是“挣够工分换粮食”，跟张大叔的话大同小异，没一个能说到他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