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为三国志武帝纪一做的注文中，引用魏书中的语句“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在裴松之的这段引文中明明白白地把“新书”，即孟德新书的作用说清楚了：“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正说明孟德新书是一本接地气、很实用、高水平的兵书。
那么，孟德新书是在张松出使后就不见了吗？不是！因为在盛唐时，有另外两位大军事家还在讨论孟德新书，这两位大军事家不是旁人，正是太宗李世民与卫公李靖哪吒的父亲，托塔天王的原型。唐李问对中太宗曰“奇正素分之与，临时制之欤？”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之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这说明三国至唐朝这段时间里，孟德新书都还“健在”。
孟德新书是曹操总结半生军事生涯、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并创新军事理论的成果，共十四篇，其中十三篇是兵法韬略，而最后一篇是政略。在孟德新书之后，整整几百年都没有出现新的名作，直到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军事理论的新高峰。
以曹操的水平创作一部兵书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曹操广泛涉猎前代兵书，唯独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并为孙子兵法作注。他在孙子注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又说“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孙子注正文也分为十三篇，前引孙子兵法原文，继而以“曹操公曰”作注。北宋时期，神宗元丰年间颁布的武经七书，其中孙子兵法下只收录了曹操注，可见，曹操的注还是很有水平的。
罗贯中笔下的刻意安排？
曹公焚书当然是家言，不足为凭的，如果是一整部孟德新书，张松怎么可能倒背如流？还说什么“蜀中小儿能做到暗诵如流”。这话哄小孩儿还行，杨修一眼就看出来了，只赞他“过目不忘，天下奇才”，并认为是曹操轻慢了张松，张松才展示了绝活儿报复他，而张松在被赞“过目不忘”后也并没有任何辩解。那罗贯中为何要在三国演义中安排这一情节呢？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罗贯中其实就是借这段戏说和张松之口，大概是想讽刺足智多谋的曹操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顺便批判一下社会上那些以貌取人者和文抄公们罢了。
为什么现在看不到孟德新书
关于孟德烧书的情节，毛宗岗评点说：“今之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又不肯学曹操之烧之也。”对此很是赞赏。孟德新书没能流传至今，只能说是历史的缺憾了。此书没有流传下来，可能是被后来统治中原的晋朝所禁止原因可能是避讳忌惮，从下层老百姓来看，是受了尊刘抑曹的思潮影响，在民间不受欢迎，导致最后失传。若真如此，罗贯中安排此情节倒是反映了民意，因为古代的读者会对此拍手称快，觉得大快人心。小时候听评书，支持刘皇叔厌恶曹操的我听到这一情节时确实有这样的感受。但稍大一些，再看央视拍的三国演义里这个桥段，对曹操往火盆里扔自己的新书，已经是心疼不已了。
也有人认为，所谓孟德新书或许是曹操所做两部兵书的别称。这也是一种误解。曹操确实写了孙子略解和兵法接要。前者又称“孙子注”，是注解孙子兵法的。而三国志里说得清楚，曹操“自作兵书十余万言”，即是自己创作的。注解是不能算作创作的。至于兵法接要就更不可能是这部“新书”。因为“接要”的意思是“摘要”，这部书只是曹操的学习历代兵书的札记。在遍读了古人的兵书战策，并做了大量学习札记，还特别为自己最欣赏的孙子兵法做了注解后，结合自己南征北战的作战实践经验，创作出一部“新书”，是完全有可能的。况且史书中已经明确说明了。因此，孟德新书是铁定存在的，这个怀疑可以打消了。但是，除了唐李问对中引用了一下，其它书则引用很少，说明此书知道的人委实不多。唐以后它的消失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原因，目前只能靠猜。
曹公最初由孝廉起家，官至一国宰辅。大小数百战，他所闻所见所得所失汇聚的经验应该是笔不小的财富，在三国这个精彩纷呈的年代，他的失败他的成功，他的猜忌他的用人相信都会在书中有所体现。所以，无论是曹操自己烧了，还是被罗氏代表的民意烧了，对于研究曹操这个颇有魅力的历史人物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