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韩国人将“端午祭”申遗成功，之后又说孔子是他们的，现在又要将汉字印刷术据为己有，好像中国没有什么不是他们的。这引起了我国网友一波波的怒喷。郭德纲在相声里替大家出气，说我们发明了韩国人，大家都轰然叫好，觉得出气、痛快、爽！其实，以这种方式发泄毕竟还是比较l，没有文化含量，所以也就没有力量。顶多算是文字游戏。今天小作给大家介绍一本书，相信通过对这本书的了解，您会对“棒子们”种种所谓文化强盗的举动疑云顿消，转怒为喜，也会找到克制他们的有效方法。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古朝鲜。
古朝鲜被世人赞誉为“君子之国”，“有类中国，以卿淳儒”，的确曾是孔子向往的理想国。此事见于论语和各种史书。论语子罕中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汉书记载“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孔子悼道不行，欲居九夷。”后汉书东夷传序文记“东方曰夷。夷有九种……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孔子在哀悼儒道不行的时候，想到儒道大行的君子之国朝鲜，愿意乘桴浮海，到“君子居之”的东夷朝鲜居住。
那么，古朝鲜这种谦谦君子之风又是从何而来呢？
古朝鲜的千年盛世源于箕子宪法“禁设八条，文宣礼乐”。箕子是人名，他是殷朝末年的中国人。箕子在古朝鲜执政得时代叫做“箕子朝鲜”时代。古朝鲜的历史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其中箕子朝鲜历时1120年和李氏朝鲜历时519年都是很长且很重要的阶段。箕子朝鲜的宪法和宪政对于今天的韩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来说，都已经非常陌生了。李氏朝鲜1388年5月年王氏高丽将领李成桂发动兵变，背元投明，经几度废立，自掌大权，1392年改国号朝鲜。是为李氏朝鲜。1910年被日本吞并，李氏朝鲜结束时期大儒李栗谷对于朝鲜人忘记箕子的历史贡献的状况感到担忧。他希望朝鲜人对于箕子的贡献能够做到“家诵而人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今天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都已经忘记了箕子的贡献。甚至还有人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这种忘记历史的可悲状况在中国同样严重。研究古朝鲜的箕子宪法和宪政，可能最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宪政法治与儒教文化的关系。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话说三千一百年前周武王灭殷时，纣王的叔叔箕子带人避难抵达朝鲜，建立了箕子朝鲜，制定了宪法。其四十八代后孙韩奇鲜于等人创立了三氏姓。
李栗谷先生曰“箕子诞位朝鲜，不鄙其民，养之厚而教之勤，变椎结之俗头发盘成椎形的风俗，成齐鲁之邦，民到于今，受其赐。礼乐之习，济济不替，至于夫子有浮海欲居之志。”在栗谷看来，古朝鲜之盛名来自箕子的宪法宪政。箕子在朝鲜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082年，在位40年，寿93岁。箕子到达朝鲜后按照商朝宪法洪范九筹制定了宪法，禁设八条，文宣礼乐，开辟了古代朝鲜儒家宪政的治理方式。
那么，箕子为什么要去朝鲜呢？
众所周知，殷纣王荒淫无度，被周武王推翻。当时在殷朝内部反对纣王暴政的人很多，纣王自己的亲属中就有三位，分别是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名启，殷纣王的同母兄弟，纣王的亲哥哥;箕子，名胥馀，曾任殷代的太师，他和比干均是殷纣王的叔父。微子屡次劝诫弟弟纣王，纣王不听，微子于是到荒野隐居，练习荒野求生去了。比干拼命进谏只是唤起了纣王对他心脏结构的兴趣。箕子也曾多次劝告，纣王置之不理，且有加害之意，于是箕子披发装疯，结果纣王要验证真假，于是贬他为奴。后来周武王克商，命召公释放箕子。箕子向武王陈述商朝宪法洪范九筹后乃避中国，东入朝鲜。武王闻之，因封以朝鲜，都平壤。箕子在朝鲜制定的宪法大纲，创立八禁之法，推行法治和礼教。以农业技术指导人们耕作田地，形成了具有中国儒家之风的朝鲜宪政文化。
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被孔子称为“殷末三仁”，即殷朝末年三位仁人。而孔子就是微子的后裔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对子贡说：“予始殷人也。”意思是，我的祖先是殷人。所以，孔子和箕子都是殷商的后裔，“乱邦不居”的他周游列国屡屡碰壁，又知道儒家思想在朝鲜得到很好的推行，以致形成了君子之国时，才由衷地表达了对朝鲜也就是当时的九夷的向往之情。这就是韩国人说“孔子是韩国人”的根本原因。不过，孔子只是向往，始终没有真去。即使真去了，他的出生地也是鲁国曲阜，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们只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他们的种种谬论就不攻自破。现在韩国人把八十杆子都打不着的血缘关系拿出来说事儿，只说孔子是韩国的，不承认箕子朝鲜，只想抢东西却不想认祖归宗，有利的津津乐道、大肆炒作，甚至生拉硬扯，不利的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究其本质，只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文化流氓主义。
关于箕子去朝鲜以后的情况，中国史籍没有准确的记载。至于箕子宪法，中国学术界更少关注。在这一方面，李栗谷先生有重要贡献。他在45岁时，曾撰写箕子实记记录了箕子到达朝鲜前后的经过、箕子在朝鲜推行的八禁之法以及箕子后代的情况。
栗谷说：“箕子商宗室也，或曰名胥馀，学明九畴，身传圣道，以畿内诸侯仕为太师帝九嫡子。……箕子谏纣不听，囚箕子以为奴人。周武王克商，命召公释箕子之囚。……箕子既为武王传道，不肯仕，武王亦不敢强，箕子乃避中国，东入朝鲜。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焉。武王闻之，因封以朝鲜，都平壤。初至言语不通，其略译而知之。教其民以礼仪、农桑、织作、经书、井田之制。”关于箕子究竟带了多少人去朝鲜的问题，过去没有准确的说法。栗谷明确地指出是五千人，并且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从箕子所携人员的规模和结构看，简直是一个诺亚方舟式的种子团，在当时足以发展出新的国家。但是，遗憾的是，随同箕子去朝鲜的人员的具体姓名、身份等问题在栗谷的记载中没有说明。根据朝鲜的其他资料记载，随同箕子到达朝鲜的还有康侯、景如松、琴应、南宫修、鲁启等。他们后来各自成为朝鲜的抗氏、经氏、秦氏、南宫、鲁氏的始祖。
关于箕子在朝鲜推行的宪法即八禁之法，中国法史学界过去也不甚明了。栗谷说“设禁八条，其略：相杀偿以命。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为其家奴，女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售。是以其民不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浮。辟其田野都邑，饮食以笾豆，崇信让，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可惜栗谷先生采取省略方式介绍八禁宪法，读者难以知道其全部内容。
根据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大概为以下内容：
其一，“相杀，以当时偿杀”。
其二，“相伤，以谷偿”。
其三，“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其四，“妇人贞信”。
其五，“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
其六，“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
其七，“同姓不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