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酒杯举到嘴边，抿了一口。
酒入喉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不是酒辣，是心苦。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副总裁在公司内部的邮件里怎么称呼华人工程师，他叫我们聪明的苦力，聪明的……苦力？”
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异常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实。
但他握着酒杯的手指绷紧了。
指甲盖下面的血色被压得干干净净。
“苦力，爸你知道这个词吗？晚清的时候，华人劳工被卖到美国修铁路，白人管他们叫coolie。”
“一百多年过去了，铁路修完了，硅谷建起来了，我们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里用纳米级的精度设计晶体管，用最复杂的算法训练神经网络，为人类科技的边界开疆拓土，但我们在他们眼里，还是苦力！”
“换了个定语而已，聪明的苦力。”
他把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在AMD四年，英伟达待了六年，从高级工程师做到架构总监。”
“听起来很风光对吧？所有华人家长都觉得这就是天花板了，孩子进了硅谷大厂，拿了高薪，买了大房子，就算出人头地了，可是爸你知道吗，我做到架构总监的那年，全公司副总裁以上的职位有三十七个，华人零个。”
“董事会成员十一个，华人零个。”
“核心技术决策委员会的九个常任席位，华人零个。”
他伸出手指，一个一个地掰给空椅子看，像是在做一份迟到多年的汇报。
“每一次晋升答辩，我的技术评分都是最高的，专利数量是最多的，项目影响力是最大的。”
“但每次到了领导力评估那一栏，评语永远是同几个词，沟通风格保守、团队融入度不足、文化不兼容。”
“我花了三年时间才搞明白，所谓‘文化不兼容’，翻译过来就是你不够白人，口音不够白人，肢体语言不够白人。”
“你周末跟同事social的方式不够白人，你可以把芯片做到世界第一，但你永远做不到在happy hour上跟他们聊橄榄球和摇滚乐的时候，让他们觉得你是自己人……”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城市的灯光，把他的脸切成一道一道的条纹。
“这些年，晓月一直没有生育，她说她不想让她的孩子在美国长大。”
他转过身，靠在窗台上，手臂交叉在胸前。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跟她吵了一架，我说我们在美国有最好的工作，最好的资源，我们的孩子将来上斯坦福、进硅谷、改变世界，有什么不好？”
“她说了几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听懂，她说，你以为你的孩子上了斯坦福、进了硅谷，就能被当成美国人了吗？”
“她说她在斯坦福做助教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华裔男生，成绩全A，发了三篇顶刊，申请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生名额，被一个成绩不如他、论文不如他、什么都比不过他的白人男生挤掉了。”
“她去问负责招生的教授，教授说了一句让她记了一辈子的话，那个白人男生更像我们的人。”
周景明苦笑一声。
“我忽然意识到，我在硅谷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华人市长。”
“一个都没有，山景城的市长是白人，库比蒂诺的市长是白人，帕罗奥图的市长是白人，圣何塞的市长是拉丁裔，奥克兰的市长是黑人。”
“硅谷，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三分之一的工程师是亚裔，四分之一是华裔，但掌管这片土地的人里，没有一个黄皮肤的面孔，一个都没有。”
他的声音开始有了起伏。
那是被压抑了太久的东西在往上顶。
“黑人可以当总统，拉丁裔可以当大法官，印度裔可以当副总统，我为他们高兴，真的高兴，因为这说明这个国家确实在进步。”
“但爸你知道吗，这种进步的序列里，黑人被歧视了，全社会一起反思、一起抗议、一起改变，拉丁裔被歧视了，政客们争着学西班牙语拉选票。”
“但黄种人被歧视了，没有人觉得是个事，你在地铁上被人骂滚回中国，路人假装没听见。”
“会议上被抢了话头，同事觉得你本来就该少说两句，职场上被跳过一次又一次的晋升，HR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职业节奏。”
周景明走回桌前，端起酒杯，手微微发抖。
他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
在实验室里，他是除陆沉外，最冷静的那一个。
架构评审会上所有人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他能用最平稳的语调一条一条地摆出数据，把所有人的情绪按回桌面上。
但此刻，在这间只亮着一盏台灯的办公室里，他浑身的血都在往头顶涌。
“爸，你以前老骂我，说我有奶就是娘，说我把美国当成了理想国，说我被西方那套普世价值洗了脑。”
“我当时觉得你狭隘，觉得你是那一代人的思维惯性，被民族主义把脑子塞满了，看谁都像敌人。”
他坐下来，把酒杯推到空椅子面前，自己拿起酒瓶，对着瓶口灌了一口。
烈酒呛得他咳嗽了几声，但他没停。
“现在，我现在再听到全人类这三个字，胃里就犯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