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他在深圳南园村的路边摊上跟陆沉说：“等华为做出自己的基站芯片那天再开。”
这句话他一直记到现在。
如今，终于实现。
茅台还是那瓶茅台，南园村还是那个南园村，但华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华为。
“六年前我跟你说，华为要把销售额的一部分砸进自主研发，那时候有人说我是疯子。”
任正非倒了两杯酒，一杯递给陆沉，一杯端在自己手里。
“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些说我疯了的人，疯子今天站在这里，手里端着的不是别人施舍的残羹剩饭，是自己种出来的粮食酿的酒。”
“陆工，这杯酒，我跟你说好了要喝，你若不喝，这瓶酒我今天原封不动锁回去。”
陆沉接过杯子。
搪瓷缸沿磕在酒杯上，发出脆响。
他看着杯中琥珀色的酒液，想起了多年前在南园村那个深夜的路边摊上。
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任正非也一饮而尽，把杯子翻过来扣在桌上，朝陆沉伸出那只老派军人的手。
两手相握的那一瞬间，食堂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从食堂席卷到走廊，从走廊席卷到整栋研发大楼。
12月下旬，中国芯片拿下全球市场份额第一。
那天晚上，陆沉接到了一个电话。
从华盛顿打来的。
对方自我介绍的时候报了一长串头衔，大意是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办公室的特别顾问。
语气客气得近乎谦卑，跟三年前在听证会上拍桌子说“中国永远造不出高端芯片”的那个官员判若两人。
陆沉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桌上。
朝会议室里的几个人做了个听听的手势，自己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调说：“请讲。”
对方说了很多。
核心意思其实就一个。
美方希望就高性能芯片的出口管制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
探讨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框架。
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们那个管制清单能不能松松绑？我们这边好几家公司都求着要！
陆沉耐心地听完了对方长达十分钟的陈述，中间没有打断过一次。
等对方说完，他沉默了片刻，语气平淡说：“我理解贵方的关切，不过你也知道，我们实施出口管制，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和技术保护的考虑。”
“这个理由，当年你们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对吧？”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一会儿。
方磊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清楚地听到听筒里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压抑的叹息。
那个叹息里有太多东西，无奈、尴尬、后悔，还有一种被自己亲手锻造的武器顶住咽喉的荒诞感。
陆沉没有等对方回应，继续说：“不过我们中国人向来是讲道理的，既然贵方提出了对话的意愿，我们可以考虑。”
“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下次来谈的时候，请带上你们自己对等开放的技术清单，我们对等，你们先列。”
他挂掉电话，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
何巍率先笑出了声，“对等开放，你们先列，”他重复了一遍陆沉的话，摇着头，“这是把当年他们提的条件原样还回去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陆沉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表情淡淡的，“这句话我们的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会说了。”
顾小北看着陆沉的侧脸，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
发布会那天陆沉穿的中山装，袖口的纽扣上刻着两个极小的字——自强。
她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直到有一次陆沉抬手在白板上写字，袖子滑下去，她才看清了那两个字。
朴素到近乎笨拙的两个字，刻在一个从来不会把口号挂在嘴边的男人的袖口上。
她忽然明白了陆沉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上台。
那是一个承诺。
对一九七二年东京那个穿着磨白中山装、手心全是老茧的年轻工程师的承诺。
对着当年那些把技术封锁当成武器的人说——轮到我们制定规则了。
这条回家的路，走了三十年。
量产发布后的第一个月，第一个公开宣布全面采用“东方之芯”的国际顶级研究机构，是牛津大学研究所。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在接受BBC采访的时候被问：“为什么选择中国芯片？”
这个一头卷发、说话语速极快的英国人耸了耸肩。
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全球科技媒体反复引用的话：“因为它是地球上目前最好的，就这么简单，政治是你们记者关心的事，我只关心算力。”
紧接着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向量研究所。
一家接一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过来！
无人逼迫，没有任何政府补贴或者政治交换，纯粹是技术上的碾压！
当你的产品比别人好三倍还便宜四成的时候，所谓的技术封锁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被封锁的人成了封锁者。
而原来的封锁者发现自己被关在了自己筑起的墙外面！
麻省理工学院的CSAIL实验室是最后一个宣布的。
他们的公告写得像一篇学术论文，用了一整页的附录来详细对比东方之芯与英伟达最新产品的性能指标。
结论只有一句话：“在同等功耗下，前者的训练吞吐量领先后者至少一代！”
在学术语言里，“至少一代”这四个字基本上就相当于“别挣扎了，换吧”。
与此同时，陆沉团队在放假。
全团队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