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疑问。”我说，“就是随便看看。”
刘主任点了点头，端着保温杯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我站在档案室里，后背出了一层薄汗。他刚才翻文件柜的动作太熟练了，像是知道那张单子放在哪一格，甚至像是知道我会来找这一张。
他拿走交接单，为什么？那上面有赵晓东的签字。赵晓东是安达通运输的法人代表。安达通运输是城北工地的建材运输公司。周海生是城北工地的钢筋工。这些线索串在一起，像一条蛇，而刘主任就在蛇的尾巴上。
我掏出手机，沈岸的消息已经进来了：“周海生的遗体从工地送到殡仪馆的路上，在城北停灵间换过一次车。换的那辆车，登记在安达通名下。开车的人，是马奎。”
紧接着第二条消息：“我调了城北停灵间的监控。周海生被送进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十分。出来的时候，是两点四十分。三十分钟。换车不需要三十分钟。”
我盯着屏幕，手指有点发凉。
三十分钟。一辆面包车的后门关着，里面躺着周海生。他在脚手架上摔下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失去了意识，但也许没有。也许他在那三十分钟里醒过来过，也许他看到了什么，也许他听到了什么。
但他没能活着离开那辆车。
因为我在殡仪馆给他做遗体修复的时候，他的尸僵才刚刚过肘。从下午两点四十分到五点，两个小时二十分钟。尸僵从四肢蔓延到肘关节。如果他是两点四十分死亡的，这个进度完全吻合。
周海生不是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的。他在坠落之后还活着，被抬上车，运到停灵间，在那辆面包车里被人杀了。
我靠在文件柜上，排风扇在头顶嗡嗡转着，送过来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闻了六年这个味道，早就麻木了。但今天闻起来，带着一股说不清的腥气，像是从文件柜最深处渗出来的。
手机又震了一下。沈岸的第三条消息：“刘主任和赵晓东通过电话。周海生死亡前后三天内，三次通话。”
三次。周海生死亡前后三天。那个时间窗口里，刘主任在殡仪馆安排遗体接收，赵晓东在城北停灵间安排换车，马奎开车，赵立平在台面上签字结案。
一个闭环。
我把手机收起来，最后看了一眼周海生的交接单。它已经不在文件柜里了，被刘主任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但我手机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正面，赵晓东的签字清清楚楚。一张是背面，那行铅笔字虽然模糊，但足够辨认。
我推开档案室的门，走廊里空荡荡的。刘主任的脚步声已经消失了。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盯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