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江回到城北的第二天上午，我直接去了城西化工厂旧址。
沈岸已经带着人在那里等着了。锅炉房在厂区最深处，二十年前倒塌了一半，剩下的半截墙体歪歪斜斜地立着。地上堆着碎砖和生锈的管道。施工队的挖掘机停在旁边，铲斗上还沾着泥土。
“赵秀兰信里写的位置是锅炉房下面。”沈岸把图纸铺在车引擎盖上，“我们之前挖遗骸的时候，挖的是锅炉房北侧，往下两米。赵秀兰说的是‘锅炉房下面’，可能是指锅炉房正下方，比遗骸埋得更深。”
“往下挖多少？”
“她说‘东西在下面’，没说多深。先往下挖三米。”
挖掘机开始作业。铲斗一斗一斗地把土挖出来，堆在旁边。挖到两米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挖到三米，还是什么都没有。
“再往下。”沈岸说。
挖到第四米的时候，铲斗碰到了一个硬物。不是石头。沈岸让人停下来，跳进坑里，用手把浮土扒开。下面是一个铁箱子，比之前发现的铁盒子大得多，大约有行李箱那么大。铁箱子上了锁，锁已经锈死了。沈岸让人把锁剪断，掀开箱盖。
里面是一个塑料密封袋。袋子里是一摞账本。沈岸把账本拿出来，翻了翻。
“化工厂的账。每一笔进出账，每一次化工原料采购，每一次废料处理，全部有记录。周德明、赵建军、孙德明，所有人的签字。还有周志远的签字。”
“周志远的？”
“对。周志远当时是城北区建委主任。他在化工厂的账上签过字。他批示了化工厂的排污许可。他收了化工厂的钱。每一笔都有记录。”
沈岸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贴着一张纸条，是赵秀兰的笔迹——“账本留在此处。如果有人来找，交给省厅。赵秀兰，2002年。”
“赵秀兰把账本藏在这里，二十年。她跑了，但把东西留下了。她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找。”
“对。她等了二十年。”
我把账本收好，放进证物袋。沈岸把铁箱子搬上车。他站在坑边，看着那个四米深的坑。“林默，账本加上孙志刚的文件、周志远的笔记本、赵德厚的文件，何副秘书长和周志远的案子，证据已经满了。赵秀兰的账本，是最后一块拼图。”
“赵秀兰人呢？”
“她走了。三四个月前走的。她留了信，说明她知道自己会被找到。但她不想见人。她跑了二十年，可能累了。”
“她可能还在临江。”
“可能。但她留了信，说明她把东西交出来了。她不想再躲了。”
沈岸把车门拉开。“走吧。账本交给省纪委。何副秘书长的引渡程序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加拿大那边批准了。他下个月会被送回来。”
“下个月。”
“对。他回来之后，你碰他的手。看看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上了车。车开出了化工厂旧址，拐上主路。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城市。化工厂的方向，旧厂房拆了，物流园在建。锅炉房下面，账本被挖出来了。赵秀兰藏了二十年。她跑了。但她把账本留下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碰过赵秀兰的信封，看到了她写信的画面。女人的手，手指细长，指甲剪得很短。她拿着笔，在纸上写字。写完之后，她把纸折好，放进信封里。然后她把信封塞进了抽屉。她等着有人来找。
我找到了她留下的信。找到了她藏的账本。她跑了。但她把东西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