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报》如同在已沸腾的油锅里又泼进一瓢冷水，瞬间引发了更激烈的反响。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这场思想交锋的漩涡，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
让人略感意外的是，连一向沉稳持重、对沈砚忠心耿耿的荀彧，也提笔撰文，加入了辩论的行列。他并未直接抨击沈砚，而是从儒家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要义出发，温和而坚定地阐述了传统儒家思想对个人修养、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认为不应全盘否定。
他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作为荀子后人，儒学早已融入血脉，在此等关乎道统的根本问题上，他无法保持沉默。
沈砚对此非但不恼，反而颇为欣慰。这场论战的目的，本就不是要所有人盲从，而是要激发思考，在碰撞中辨明方向。荀彧的参与，恰恰证明了思想争鸣的真实性。他欣赏荀彧的坦荡，这正是君子之风。
荀彧的文章，代表了儒家理想中最正统、最完美的一面，温和、仁善、忠君、爱国。然而，沈砚想指出的，正是儒家这种泛道德主义的困境，它用极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试图通过道德教化达成大同世界，这固然美好，却往往因脱离复杂的人性和现实，而显得空泛甚至无力。当崇高的理想遭遇现实的利益、人性的弱点时，常常会碰壁。
相较于叔父，荀攸的思想显然更为开放灵活。他在文章中，既肯定了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重视伦理的部分，也含蓄地指出，为政当因时制宜，通权达变，暗示不应墨守成规。
而最激烈、最旗帜鲜明支持沈砚的，当属郭嘉。他天性潇洒不羁，思维敏锐跳脱，对沈砚带来的新思想、新事物领悟最深，也最为认同。他撰写的文章，犀利如刀，直指儒家思想中僵化保守的部分，与好友荀彧在报纸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据说，两人在政务厅争论未分胜负，晚上回到住处，竟同榻而眠，又辩论了半夜，直至困极方休。此事传为趣谈，也可见这场思想交锋之深入，已不仅仅停留在纸面，更渗透到这些核心幕僚的日常生活与友情之中。
另一位表态支持沈砚的是周瑜。不过，与荀彧、郭嘉等人热衷于笔墨官司不同，周郎似乎对纯理论的口舌之争兴趣缺缺。他更喜欢跑到格物院，看诸葛亮鼓捣那些奇奇怪怪的图纸和模型。
“孔明，你确定这玩意儿真能带人飞起来？”周瑜抱着手臂，看着地上铺开的一张画满线条、标注着尺寸的巨大草图，挑了挑眉。图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球状物，下面吊着个篮子。
“理论上可行！”年少的诸葛亮头也不抬，专注地修改着一条曲线，“热空气比冷空气轻，只要这个球囊足够大，材料足够轻薄结实，下面的火盆提供足够的热力，就能产生升力……”
“能载人？”
“……总得试一试才知道！”诸葛亮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光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顺口说出了从沈砚那里听来的话，然后像是才反应过来，问道：“周公瑾，郎君正与众人论战得激烈，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去写篇文章参与一下？以你的才学，定能……”
“写啦。”周瑜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目光仍停留在草图上，“跟那些老学究打口水仗，没甚意思。道理是靠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他顿了顿，瞥了诸葛亮一眼，“我说，你小子不会也想去掺和吧？真是闲得……你才多大？”
诸葛亮撇撇嘴，没接话，又埋头到他的飞天大业中去了。
沈砚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论战。无论结果如何，至少他成功地在平阿，乃至在更广的范围内，掀起了一股自由思考、公开辩论的风气。
他所倡导的，以实践出真知为核心，鼓励观察、思考、怀疑、验证的新思维方式，终于得以光明正大地站到舞台中央，与传统的主流儒家思想展开正面碰撞。这个过程本身，就足以促使更多人开始反思，开始探索。
随着两期《思想报》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天下各州郡，这场思想风暴也开始向外扩散。各地反应不一，哗然者有之，怒斥沈砚离经叛道、数典忘祖者有之，陷入深思、觉得不无道理者有之，甚至也有少数人拍手称快，这时代，对儒家繁琐礼教、空谈义理感到不满的，其实大有人在。
更让天下人感到新奇甚至着迷的，是这种通过报纸公开辩论的形式。多方各抒己见，将观点白纸黑字印出来，供人阅读、评判，这种前所未有的交流与交锋方式，极大地刺激了这个时代士人乃至普通识字百姓的参与感。
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被人们反复研读、热烈讨论，天下的文人士子，无不心向往之，恨不得亲临平阿，参与到这场思想的盛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