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几天，赵卫东走在胡同里的时候，打招呼的人比以前多了一些。
有人远远地喊一声“赵委员”，他点点头继续走。
有人凑过来问“路灯的事谢谢您了”，他说“是街道上办的”。
有人把手里的菜篮子往他面前举了一下，“合作社的菜比别处新鲜”，他说“刘先生进的货好”。
大家听他说完，笑一笑走开了。
赵卫东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早上倒脏水，晚上蹲在灶房门口择菜，没有因为那些招呼多停一步。
何雨柱有一天傍晚收工回来，在灶房门口蹲下来择菜的时候说了一句。
“赵哥，今儿个有个顾客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赵卫东手里择着豆角。
“哪儿的？”
何雨柱把择好的豆角搁进盆里。
“副食店的，姓李。”
“人挺本分的。”
赵卫东把最后一根豆角择完，搁进盆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你自己看着办。”
何雨柱没有再往下说，站起来端着菜盆进了灶房。
那天夜里赵卫东坐在堂屋里对账的时候，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何大清去开的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一只布袋，肩膀上还挎着一只帆布书包。
何大清在门口站了一下才认出来。
“跃民？”
钟跃民在门槛外面站定了，比走的时候高了大半个头，肩膀也宽了，下巴上有一层青茬。
“何叔，我回来了。”
何大清侧身让了让，钟跃民跨过门槛走进院子，在石榴树底下站了一下，抬头看了看那棵树。
赵卫东从堂屋里出来，在台阶上站定了。
“跃民。”
钟跃民转过身来看着他。
“赵叔叔，我考上了。”
“西安的大学，学机械。”
赵卫东走下台阶，在石榴树旁边站定了。
他伸手在钟跃民肩膀上拍了一下，拍得不重，但手掌在那里停了一拍才收回来。
“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钟跃民在灶房里吃了一碗面，跟何雨柱两个人蹲在灶房门口说的热闹。
赵卫东坐在堂屋里，没有出去。
他坐在桌边，把那封信从兜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杨先生从旧金山寄来的。
信上写得不长，字还是那个字，笔画粗，用力重，像是拿钢笔在纸上一笔一笔刻出来的。
“赵先生，我在旧金山开了一家中餐馆，生意还行。”
“想起当年在北平的旧事，写封信问问你好不好。”
“杨。”
他把信折好搁在桌角。
窗外传来钟跃民和何雨柱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间或夹着几声笑。
他把手伸到煤油灯的灯罩旁边烘了烘，指腹有些暖。
他想起1945年那个秋天，杨先生最后一次来找他，说“你会后悔的”，他回答说“那就等我后悔了再说”。
三十年了。
他把煤油灯拧暗了一些，站起来走到窗边。
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月光底下被照得清清楚楚的，钟跃民正蹲在树底下跟何雨柱说着什么，两个身影在路灯的光晕里拉得长长的。
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夜风灌进来，带着春天里特有的那种微微发潮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