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吴老那佝偻的背影消失在淅淅沥沥的雨丝中，我站在沙县小吃的屋檐下，心里那股不安像野草一样疯长。
晚期肝癌。随时可能倒下。
他说过两天缓过劲来再录像，可是，一个被医生判了死刑、随时可能大出血或者昏迷的老人，哪还有什么“过两天”？
更何况，如果刘建国的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那吴老今天主动找我的事，很可能已经走漏了风声。一旦他们抢在前面动手，哪怕只是在吴老的药里动点手脚，这份能把天捅破的活口供，就彻底断了。
我一把抹掉脸上的雨水，掏出手机，直接拨通了黄文清的电话。
“黄哥。别在办公室待着了。”我对着电话大吼，声音有些发劈，“马上去市纪委设备科，把最好的高清摄像机、录音笔全给我提出来。叫上林婧，开那辆套牌的桑塔纳，十五分钟内到市医院家属院后门接我。”
电话那头，黄文清连一句废话都没问，干脆利落地回了一个字：“好。”
半小时后，我们三个人猫在吴老闺女家那栋破旧的单元楼楼道里。
这小区有些年头了，楼道里连个声控灯都没有。黄文清扛着设备箱，林婧紧张得直喘粗气。
我上前敲门。
“咚咚咚。”
过了好半天，门才开了一条缝，一个四十多岁、眼眶红肿的中年女人警惕地看着我们：“你们找谁？”
“大姐，我们是市委的，来看望吴老书记。”我压低声音。
女人刚要关门，屋里传来了吴老沙哑的声音：“萍萍，让他们进来吧。是明远来了。”
屋子不大，满是中药味。吴老半躺在卧室的一张旧摇椅上，身上盖着条厚毛毯。才分开不到两个小时，他的脸色看着比在饭馆里还要灰败几分，连喘气都透着股破风箱的动静。
“吴书记。”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
吴老虚弱地睁开眼，看了看黄文清手里的摄像机，苦笑了一下：“你小子，比你爸当年还要急。我这把老骨头，还没喘匀气呢。”
“吴书记，对不住了。这事实在等不起。”我紧紧握住他干枯的手，“您多撑一会儿。这事办完，我给您磕头。”
“别整那些虚的。架机器吧。”吴老摆了摆手。
黄文清动作麻利地支好三脚架，调好焦距。林婧把录音笔放在旁边的小茶几上，打开了开关。
摄像机上那个刺眼的红灯亮了起来，在昏暗的卧室里一闪一闪。
“开始吧。”我退到镜头旁边，声音很沉。
吴老盯着那个红色的指示灯，眼神逐渐变得空洞，仿佛穿透了十几年的岁月，回到了那个让他夜夜噩梦的现场。
“我叫吴福林。一九九五年，我在青云县青松乡当党委书记。”
老人的声音一开始还有些发抖，但越往后说，语气越稳，像是在做着临终前最庄严的宣誓。
“这份证言，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吴老咽了口唾沫，干裂的嘴唇上下碰着。
“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那是沈伯言遇害的前一天。”
听到这个日子，我的心猛地揪在了一起。双手死死地攥成拳头，指甲扎进肉里，生疼。
“那天下午三点。周鹤年把我叫到了他的县长办公室。他说青松乡的扶贫款下来了，要开个碰头会。”
吴老闭着眼睛，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屋子里烟雾缭绕的。除了周鹤年，还有三个人。”
“一个是当时的县财政局长，王金海。他拿着计算器，坐在最边上。”
“另外两个，是从市里和省里下来的。一个是当时的市委组织部长，陈鸿图。另一个，是当时的东江市常务副市长，刘建国。”
我深吸了一口凉气。
这就对了。虽然他们的职务在后来飞速变动，但在那场分赃会的时候，这正是他们手里握着权力的关键时期。
“周鹤年让我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没让我插嘴。”吴老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我亲耳听到，他们把那三千万的扶贫款，就像切西瓜一样给分了。周鹤年拿小头，刘建国也跟着分一份。最大的那块……全进了陈鸿图的口袋。”
林婧在旁边听得捂住了嘴，眼眶里全都是泪水。黄文清虽然极力保持着镇定，但扛着摄像机的手也开始微微发抖。
这可是从那笔巨款里抠出来的三千万现金流。在那个年代，这笔钱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那……我爸呢？”我嗓子哑得厉害，盯着吴老问。
“分完钱，周鹤年给他们倒茶。”吴老喘着粗气，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掩饰不住的恐惧，“周鹤年说，‘老领导，那个农经委的沈伯言，最近跟疯狗一样咬着青松乡的地皮不放，他竟然自己拿着皮尺去量了，还查了转账记录。这人留着，是个祸害。’”
我的眼圈瞬间红了。
我仿佛能看到我爸当年那个孤单的背影，拿着一把破皮尺，在一片荒山野岭里，丈量着那些贪官污吏的罪恶。
“陈鸿图是怎么说的？”我咬着牙，强压着心头的恨意。
吴老睁开眼，看着镜头。
“陈鸿图当时端着茶杯，吹了吹上面的茶叶。他连正眼都没看周鹤年，就淡淡地说了一句……”
吴老模仿着陈鸿图那种高高在上、草菅人命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复述了出来：
“‘一个科员而已。死人，是不会量地的。’”
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