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十五分。
老城区油车巷尽头，一座建于民国年间的红砖老洋房内。
这里是晨曦关爱信托的临时办事处。
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晚雨，雨水顺着青黑色的瓦当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沉闷的滴答声。
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张老式红木书桌上亮着一盏罩着绿搪瓷灯罩的台灯。
书桌上整齐地码着三大盒泛黄的汇款回执单，每一张上面都盖着不同年份的邮政储蓄戳记，从2011年一直延伸到上个月。
陈牧坐在一张木质靠背椅上。
他身上的深灰色连体工装已经换下，重新穿回了那件内衬缝有钛合金微缩胶卷的黑色定制风衣。
右手戴着薄薄的黑色皮手套，左手拿着一支极细的红墨水蘸水笔，正对照着桌上的清单逐行核验。
屋角的老式座钟发出沉重而规律的摆动声：
铛、铛、铛。
林清禾推开厚重的木门走进来，带进了一股雨水与泥土的微凉气息。
她收起雨伞，放在门边的铁桶里，走到书桌前，将那张盖有司法局与经侦支队鲜红印章的十亿元基金更名确认书放在了桌面上。
“资金池已经全部合规穿透，省检特派员签署了免责备忘录。”
林清禾拉开椅子坐下，目光落在桌上那三盒厚厚的回执单上：
“盛安十个亿的盘子，加上周正邦被没收的个人资产，足够覆盖后续三百余位受害者的长期治疗与康复定投。”
陈牧没有抬头。
他的笔尖在一张泛黄的单据边缘轻轻划过，留下一道笔直的红线。
“那是司法赔偿，按法律程序走，与我的账本无关。”
陈牧的声音平淡无波，像是在清点一批普通的机械零件：
“我接的是徐天成的委托。”
“十五年前盛安药试，十五名原告受害人家属，每户两百万定额赔偿。”
陈牧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坐在书桌对面的老受托人。
老受托人今年已经接近七十岁，满头白发，双手骨节粗大，曾是海州生物老厂区的工会干事，也是当年替老疯子徐天成跑腿联络家属的唯一知情人。
“前十四户，每户每月打款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三角三分，历时十四年，本金加利息已在上个月全额结清。”
陈牧将一叠厚厚的银行结清流水推到老受托人面前。
老受托人颤巍巍地伸出满是老年斑的手，拿起那叠流水单，眼眶发红：
“陈先生……这十四年，难为你了。”
“徐老当年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前，把这十五个受害家庭的地址交给我，我以为这辈子都还不上了……周正邦手眼通天，到处封杀，我们连个打工的地方都找不到……”
老受托人喉头滚动，声音有些哽咽：
“可是，第十五户……张卫红家那个孩子，七年前老家发大水，村子整建制搬迁，户籍早就被当地派出所当作失踪人员注销了。”
“我托人去西南山区找了三年，连个音讯都没有。”
老受托人把一张被雨水浸泡过、字迹模糊的寻人回执放在桌上，重重地叹了口气：
“银行系统查无此人，晨曦信托的专项赔付通道根本打不进钱去。户头注销了，这笔账……恐怕永远也平不了了。”
屋里只剩下雨打窗棂的声响。
林清禾微微蹙眉，作为资深法务，她很清楚户籍注销在法律和金融层面上意味着什么：
“如果民政与户籍系统认定失踪或死亡，且没有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出面确权，这笔信托资金按照反洗钱法，必须原路退回清算池，无法进行定向支付。”
陈牧放下了手中的蘸水笔。
他拉开风衣内侧的口袋，抽出一张带有折痕的白色便签，放在了那张模糊的寻人单据旁。
便签上用工整的黑色碳素笔写着一行清晰的地址：
【黔东南自治州，雷山县大坪乡第三完全小学，支教教师：张建军（曾用名：张小宝，身份证号补登回执附后）】
便签下方，还压着一张带有当地教育局公章与县公安局户籍恢复证明的复印件。
老受托人整个人愣住了，戴着老花镜凑到便签前，手指剧烈颤抖起来：
“小宝……这是卫红家那个独苗？他……他还活着？他在当老师？！”
“当年他母亲在盛安药试中因脑胶质瘤恶化去世，父亲服毒自尽，他被同乡带去山区收养，改了名字。”
陈牧神色如常，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纯黑色的银联特制储蓄卡。
那张卡里，静静躺着两百万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