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把会议名称定成“反腐败工作专题学习”，没有用“人事调整”。
通知只发给省纪委、省检察院、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督导组几位负责人。高育良收到通知时，附件里有三份材料：丁义珍疑似死亡的阶段通报、督导组工作情况摘要，以及一张没有签名的岗位适配问题清单。
他先看摘要。陈海的名字出现了六次，侯亮平出现了四次。前者总与“程序分歧”“响应不及时”“本位倾向”相连，后者则与“主动担当”“垂直协调”“突破意识”相连。材料没有提出撤换谁，却已经替看材料的人安排好两种干部形象。
高育良把问题清单翻到背面，什么也没写。
会议开始后，沙瑞金先讲形势。他说丁义珍失联并疑似死于境外，说明汉东反腐败工作面对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权力、资本和关系交织形成的网。中央督导组到汉东，不是来做客，也不是来替地方背书，而是要帮助汉东打开局面。
“有的同志程序意识很强，这是优点。”沙瑞金停了一下，“但程序不能成为不担当的借口。也有的同志冲劲很足，值得肯定。但再足的闯劲，也要落脚于组织工作，不能仅凭个人意志推进。”
两边都点到，两边都没有名字。
季昌明汇报省院协同情况。他承认双向报送机制磨合不畅，也强调关键材料已经交接，案件没有因内部争议停摆。讲到陈海时，他说“业务能力和原则性没有问题，但近期岗位压力较大”。
沙瑞金问：“压力大到了何种程度？”
季昌明说：“对督导工作方式认知不一，拖累了办案效率。”
“这一问题能否调整解决？”
“可以通过细化分工、明确权责来改善。”
“我问的是，当前的岗位配置，能否适配现阶段的反腐斗争需求。”
季昌明没有立即回答。他说干部岗位调整涉及组织程序，省院党组需要研究，也要听取省委组织部门意见。
沙瑞金点头：“程序该走的必须走。我并非要今天现场任免干部。”
侯亮平接着汇报。他没有直接要求接替陈海，只说督导组需要一个能够统一调度、快速反应的地方工作接口。现行模式下，陈海既是重要案件承办负责人，又对督导要求保留意见，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双重指挥。
“我尊重陈海同志的工作与操守。”他说，“但重大专项工作，不能寄希望于两名干部的私人磨合、互相理解。”
高育良听到这里，翻开侯亮平的履历。履历被夹在督导组成员情况表中，位置不显眼，页角却有新折痕。北京任职经历、最高检工作背景、曾参与重大案件协调，下面还特别列了年龄、级别和可交流任职条件。
这已经不是普通成员简介。
省委组织部分管副部长说，可以先对反贪部门负责人岗位作专项评估。如果确需调整，省检察院党组提出方案，按干部管理权限履行考察、征求意见和任免程序。督导期间，也可在不改变正式职务的前提下，作临时工作分工。
沙瑞金问：“仅靠临时分工，能不能彻底理顺指挥体系、解决现存问题？”
季昌明说：“能缓解部分问题。但涉及法定职权、正式签批的核心工作，仍需法定在岗人员承担。”
侯亮平说：“我不求组织立刻任命实职，只希望督导组的督导部署能够顺畅落地、执行到位。”
高育良终于开口：“亮平，督导部署落地依靠制度机制，没必要将地方核心岗位与督导工作绑定。督导是监督协同职能，承办是地方办案职责，一旦岗位重合、权责一体，后续案件复核，就成了自我审核、自我闭环，不合规矩。”
侯亮平看着昔日老师：“老师，岗位拆分不代表指挥割裂。眼下的核心问题是，陈海同志对每一项督导部署，都先以地方固有程序层层过滤，严重滞后办案节奏。”
“你方才直言不求职务，此刻争论的却是指挥权归属，前后相悖了。”
“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绝不主动争岗。”
高育良没有再问。他看见沙瑞金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两下。书记需要的是结果，不会愿意让一次专题学习变成师生辩论。
沙瑞金说：“今天不敲定具体人选，只明确工作方向。第一，省检察院必须理顺关键岗位权责，杜绝长期两套工作口径；第二，组织部门即刻启动专项考察，既核验程序素养，也考核担当实干能力；第三，督导组依规履职监督协调，不得越过法定边界直接干预办案、作出定论。”
他说到第三点时看了侯亮平一眼，又说：“但地方干部，绝不能拿程序边界当借口，拖延、阻滞中央督导部署。”
季昌明在本子上记下三条。高育良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第一条。只要“关键岗位必须明确”成为政治要求，陈海继续留任就不再是默认状态，而要被重新证明。
散会前，沙瑞金要求三天内拿出书面方案。季昌明说时间较紧，干部考察不宜仓促。
“正式任免依规走程序。”沙瑞金说，“但办案工作不能停滞等待。先把临时分工理顺到位。”
这句话给了所有人一个过渡办法，也把方向说得足够清楚。
会议结束后，高育良没有立即离开。沙瑞金站在窗边，让秘书收走材料，问他怎么看。
“陈海存在实质性问题吗？”高育良反问。
“现在不谈他有无违纪违法问题，只谈适配性——他还适不适合坚守在反腐一线的关键岗位。”
“如果所有分歧，仅仅是他与侯亮平的工作理念差异，组织应当客观列明分歧，不能将岗位调整变相定性为对陈海的问责处置。”
“评判依据还有工作效率、协同配合与攻坚突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