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送来了一摞需要沙瑞金签批的材料。
最上面那份不是处分决定，而是重大专项工作授权规范的征求意见稿。纸张只有七页，第一页列着五项必须书面明确的内容：牵头单位、负责人、权限边界、重大措施审批链、阶段性复核期限。
沙瑞金翻到最后，看见李达康用黑笔写的一行意见：专项可以特事特办，不能特事无边。 字很重，最后那个句号几乎戳破了纸。
秘书站在桌边，低声汇报：“李书记提议下周上常委会研讨。高书记已经圈阅，原则同意。季检察长也增补了一份检察系统内部授权清单。”
“手脚倒是挺快。”沙瑞金说。
秘书没有接话。
侯亮平的停职决定已经送达，代理职务收回，正式任命考察中止。省委对外没有发布详细情况，只以内部复核解释人员调整。
可越是没有公开争吵，机关里越清楚这次调整意味着什么。 侯亮平不是自己走进代理局长办公室的。 督导组由沙瑞金批准进场，专项工作由省委支持；
陈海调离以后，也是沙瑞金拍板让侯亮平顶上。这些事情都有会议记录和他的批示。
如今侯亮平因无权签发拘传证、必要性依据不足和个人冒进被暂停职务，这次处理不仅影响一个干部，也削弱了此前用人决定的信用。
沙瑞金把征求意见稿放下：“达康同志这是要给今后所有专项工作，都扎紧制度的笼子。”
“他的说法是，明晰授权边界，也是为了保护敢干事、敢担当的一线干部。”
沙瑞金笑了一下：“他什么时候，也开始体恤敢担当的干部了？”
秘书更不敢回答。
上午九点，高育良、李达康、田国富被请进小会议室。没有常委会的长桌，四个人隔着一张方桌坐下。茶刚倒好，李达康便把同样的七页材料推到中间。
“我这份文件，不针对任何人。”他说，“欧阳菁的问题已经暴露。
拘传证签发流程、审批权限、检察长把关环节，还有督导、代理岗位的权责边界，会上争论了整整两小时。
这足以说明，我们以往很多本该前置明确的规则，全都留到出事之后才复盘解释。”
田国富说：“专项工作案情复杂、变数多，授权规定得太死板，会不会束缚一线办案干部的手脚？”
“厘清边界，不等于捆死手脚。紧急情形可以设置应急流程，事后补批也可以明确时限。
如果规则留白、权责模糊，出了问题单凭一句‘办案心切’搪塞，最后所有风险、所有责任，都要基层办案人员兜底承担。”
“达康同志，”田国富加重语气，“不能因为一次个案失误，就全盘否定专项工作机制。”
“我何曾否定过？”李达康看着他，“我只要求专项工作有据可依、强制措施有据可批、不同意见入卷留存、争议问题有据可查。这四条规矩，哪一条是在否定反腐工作？”
田国富一时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反驳的话，只能转向沙瑞金：“沙书记，我坚持认为要保留一定弹性。
汉东局势盘根错节，如果事事都让干部优先自保、畏手畏脚，反腐工作根本难以推进。”
沙瑞金没有表态，先看高育良：“育良同志，你分管政法战线，谈谈你的看法。”
高育良捧起茶杯，却没有喝：“我支持制度化、规范化。督导组、专案组、联合调查组，名头可以各不相同，但权力来源、权责边界绝不能含糊。
尤其是外来干部入驻地方开展工作，既要给予充分支持，更要明确权责、厘清审批层级。”
田国富皱眉：“外来同志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
“表述可以修改，规则不容打折。”高育良放下茶杯，“制度若是只约束地方干部，却对上级、外来人员网开一面，那就不是公平的制度，只是特殊对待的人情政策。”
屋里安静了几秒。 这句话没有替侯亮平说一句情，也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瑞金。
它只是把一个谁都不能公开反对的原则摆在桌上。沙瑞金若否决，就等于承认专项干部可以因为来路特殊而不受同样约束；
若同意，李达康便把欧阳菁案留下的教训写成了全省以后都要遵守的规矩。 这就是人事判断失败的价钱。
不是会上承认一句“用人不当”，而是别人有资格借着你的错误重新划线。
沙瑞金拿起稿子：“重大侦查措施的范围要进一步细化。不能连常规问询、普通调证这类基础工作，都层层上报、层层请示。”
李达康说：“可以分类界定。限制人身自由、资产查封冻结、针对省管干部的敏感侦查举措，必须书面审批、有据可查；一般性日常工作，由牵头人依照既定授权自主推进。我没有意见。”
“案件办理中的不同意见，如何处置？”
“一律入卷归档。负责人可以不予采纳，但必须书面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