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摘记没有再把祁同伟叫回去解释一遍。
几天前那场会上已经把规矩定了：新增到考察里的负面事项统一由组织口登记核实，调查归调查，不能让一张没有来源的便笺直接变成干部评价。
匿名摘记送到以后，负责核实的人先问来源、原始载体和取得方式。三项都答不上，便把它单列在“来源待核”里，没有再拿几句摘话去让祁同伟证明自己没说过什么。
高育良和祁同伟此前对那晚谈话的书面说明、被拒老同学的姓名以及当时已经确定的联络人名单都在卷里，需要复核可以继续复核，但考察组没有因此改日程。
田国富得到的反馈只有一句：若纪委另有具体违纪线索，按纪委程序查；这只匿名件现阶段不能转成干部评价。他当然不满意，却也没法把同一份纸换个标题再送一次。
秘书问要不要继续让侯亮平补外围情况，或者另写一份说明，田国富看了他一眼：“都先别动。他真有原始东西，让他把来源一起写清。”匿名件就按组织口的反馈继续挂着。
祁同伟知道的更少。组织部门只通知他原定谈话日期不变，匿名事项仍在核来源，不需要再次补充。他连那几页纸现在放在哪个文件夹里都不知道。秘书刚想说“总算过去了”，被他抬手止住。
“没过去。只是这件事暂时不用我们答。”祁同伟把桌上的第二批高频事项清单翻过来，“今天先看这个。”
第一批固定联络跑了几天，数据已经能看出差别。跨地付款核验、人员落地、许可证状态确认，过去最慢的时候要在三个处室之间转两遍，现在只要来函把人、事、时段写清，两名联络员就知道往哪里分。
问题也开始出现：业务部门嫌固定联络占人，地方又恨不得什么都塞进“高频事项”，连本该自己补材料的普通咨询也往省里发。
上午的阶段评估会上，三个部门都带了意见。有人主张试一个月就结束，理由是省里不能长期替下面跑腿；京州那边则希望把事项范围再扩大一倍，最好遇到跨市跨省问题都能进这个口子。
祁同伟没站任何一边。他让秘书把这几天所有来件摊开，能受理的放左边，退回的放右边。
右边比想象中厚。最常见的退件理由只有两个：没写具体人和时段，或者明明是本地审批却想让省里先给一个“协调意见”。孙连城被叫来列席一段，看完那摞纸，第一句话就是：“这要全收，两个联络员再加二十个也不够。”
京州来的干部不服：“下面不就是因为卡住才往上送？”
“卡住和懒得自己办，不是一回事。”孙连城说，“你连哪一步卡都不写，让省里替你猜，叫协调还是叫算命？”
李达康当天没来，只让京州带来一个底线：真正跨地、重复卡口的事项不能再回到原来“找熟人问处室”的老路。业务部门负责人也有底线，审批权不能借协调机制被架空。
祁同伟听完，主动把原本准备扩到六类的事项砍成三类：跨地资金与人员协作、跨区域运输安全核验、已经明确存在两个以上部门口径冲突的高频事项。普通审批、政策咨询、材料不全的一律不收。
“范围我替你们缩。”他说，“人也不加。两名固定联络继续留一个月，各部门给实名业务联系人和替补。作为交换，进了这三类以后，不能再让地方自己去猜该找谁。当天确认承办口，冲突超过一个工作日还没解决，直接把分歧写出来上报，不准用‘正在协调’拖着。”
一个业务处负责人马上问：“上报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