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工地附近又找了一间出租屋，比八里村那间还小，五平米，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塑料凳子。房租便宜，一个月两百。他没有再挑剔。他把铺盖卷往床上一扔，当天下午就去工地上工了。
头一个星期，他表现得出奇的好。
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到工地，最后一个走。别人搬一车砖他搬两车，别人扛两袋水泥他扛四袋。他不跟工友们打牌喝酒，不出去乱逛，收工了就回出租屋，关上门，倒头睡觉。
大刘看在眼里，觉得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但他没说破，怕一说破就不灵了。
第二个星期，田雷还是一样的表现。
第三个星期也是。
大刘心想，看来这小子是真转了性了。
但大刘不知道的是，田雷每天晚上躺在出租屋里，都在做同一件事——跟自己做斗争。
那种感觉又来了。
一开始只是隐隐约约的，像远处有一个人在喊他，声音不大，但一直存在。他在工地上搬砖的时候，那个声音被肌肉的酸痛和汗水盖住了。他吃饭的时候，被食物的味道盖住了。他跟工友说话的时候，被对话的声音盖住了。
但一到晚上，出租屋的门一关，四周安静下来，那个声音就变得无比清晰。
它在叫他。
它说，去发廊吧。去酒吧吧。去找个人吧。一个人待着多无聊，多难受，多寂寞。你受得了吗？你能忍吗？
田雷闭上眼睛，把被子蒙在头上，使劲地按住自己的耳朵。
他想起医院里田寡妇的脸，想起那张瘦得脱了相的脸，想起她鼻子里的氧气管，想起她手上的留置针。
他想起田芳把他的手翻过来看的时候，眼眶红了的样子。
“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他想起老李说的那句话：“你别走他的老路。”
他想起阿杰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个把他一个人丢在巷子里的背影。
他想起这一切，然后咬着牙，硬生生把那股邪火压了下去。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一个月。
他坚持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他照例收工回到出租屋，洗了个冷水澡，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翻了翻。他本来只是无聊想看看时间，但手指不知怎么就点开了一个软件。那个软件他以前用过，里面的人很简单直接，不需要绕弯子，不需要感情，只需要需求。
他看着屏幕上那些头像，那些简介，那些直白的、不加掩饰的文字。
他的心跳加快了。
他把手机屏幕按灭了。
房间陷入了黑暗。
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瞪视着天花板。
手伸过去，又缩了回来。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骂了一句脏话。
然后他又把手机拿起来了。
这次他翻到了田芳的微信。田芳的头像是一朵向日葵，那是她大学毕业后自己换的。田芳后来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专，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在县城一家小公司做账。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了稳定收入。她每个月的工资大半寄回家给田寡妇，自己留很少一点。
田雷看着那朵向日葵，盯着看了很久。
他把手机放下，穿上衣服，出了门。
他没有去发廊，没有去酒吧，没有打开那个软件。
他去了工地。
夜晚的工地上一个人都没有，打桩机、塔吊、脚手架在黑暗中沉默着，像一群巨大的、凝固的怪兽。田雷蹲在未完工的大楼底下，点了根烟，一口一口地抽着，看着远处的城市灯火。
省城的夜晚是很亮的，远远近近的灯光连成一片，把半边天空都映成了橘红色。那些灯光下面有无数的人，有的在吃饭，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做爱。
田雷把烟头掐灭在水泥地面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回走。
他走得很慢，像是在用脚丈量这条从他出租屋到工地的路，每走一步，就在心里刻一道印痕。
他告诉自己，这条路是他唯一的路。
没有回头路，没有岔路，只有这一条路。
走到出租屋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在门缝里，他看见了一张小卡片。
粉红色的卡片，上面印着一个女人的照片和一行电话号码。
不知道是谁塞进来的，可能是在他出门的这段时间，有人挨家挨户地塞了这种卡片。
田雷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
照片上的女人穿着很少的衣服，摆着一个他在录像厅里见过无数次的姿势，脸上带着那种他非常熟悉的表情。
他捏着那张卡片，站在门口，手中的钥匙还插在锁孔里，门半开着，走廊里的灯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然后他把那张卡片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塞进了裤兜里。
门开了，他走进去，关上了门。
他没有把那张卡片扔掉。
他把它放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地想着那张卡片上的照片，一夜没有睡着。
田雷在工地上干了三个月，攒下了将近三千块钱。
他把两千块寄给了田芳，自己留一千块作为生活费。汇款单是他去邮局填的，填的时候手有些抖，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给家里寄钱。他想起当年离开田庄的时候说过的那句话——“妈，等我挣了钱，给你买个大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