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晓忽然明白了包拯为什么说“时机不对”。这件案子再往下查，牵出的将不再是秦福这个级别的内奸，而是一个前任知府、现任三司使在江宁留下的一整套利益网络。如果包拯确定要回京，在眼下这个当口把这个盖子掀开，朝堂上会怎么反应？
张方平是朝廷重臣，更是苏轼的伯乐，在朝中人脉深厚，动了张方平，就等于动了整个庆历旧臣的圈子。包拯若是在离任前夕掀起这样的大案，不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反而会被弹劾为“越权滋事”“不顾大局”。到时候他走不了，江宁的局面也收拾不了，最终只会落得两头不是。
可她不是包拯。她没有升迁的压力，没有调令的约束，不需要对朝堂上的任何一派负责。她只是一个私名胥吏，一个连正式编制都没有的“临时工”。
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在做什么，也不会有人把她放在眼里。如果她非要去碰，碰了之后怎么办？就算她查出了真相，拿到了证据，谁来接手这个案子？包拯吗？显然不是。
他已经明确告诉了她，那还能有谁？江宁府的推官、判官，哪一个敢动前任知府的利益网？就算她把证据整理得清清楚楚，摆上府衙的案头，最后也不过是被人压进架阁库的角落里积灰，成为又一个“容后再议”的死档。
真的要就此作罢吗？
她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目光落在那叠资料上，许久没有翻页。
查，她不甘心就此作罢；不查，摆在眼前的是一道无解的难题——就算她把证据链理得再清楚，没有人接，一切都是白费力气。
掌柜一直站在旁边整理木架上的标签，看似专注，余光却始终没有离开她的侧脸。他见她沉默良久，将手里那摞信札搁回架上，想了想，又转身走到阁楼最深处那只上锁的铁柜前，从袖中摸出一把细长的铜钥匙，开了柜门，取出一封信来。信封是普通的毛边纸，没有封蜡，没有印章，只在正面写了“明晓亲启”四个字。
字迹歪斜不羁，明晓接过信，一眼就认出了那字迹的主人——是顾时。
他的病好了？竟然还能写信了？
她拆开信封，抽出信纸，才发现里面的字迹与信封上截然不同——端正工整，是旁人代笔的官楷，应该是顾时口述、旁人誊录的。信不长，内容却让她眉头越皱越紧。
“江宁诸事，已悉。汝所查之案，牵扯甚深，非汝一人之力可挽。然作恶者理应有报，汝且放心去查，凡事有清风楼为汝周旋。唯有一事，汴京《时报》近日销量锐减，坊间新出数家小报，争相模仿吾报之体例，京中中无人主持编务，望汝得闲时相助。若有良策，速寄汴京。”
明晓将信纸搁在桌上，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好几遍，脸上的表情从凝重变成了冷笑，又从冷笑变成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