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知道！
顾时这人，根本不可能白给她任何好处。她来找他要情报，他却早就把情报准备好了，不是白给的，是用条件换的。什么“清风楼为汝周旋”，什么“凡事有清风楼庇护”，听着好听，实际上都是交易。
他的后续《时报》在汴京被同行围剿，销量腰斩，她原来的的排版、栏目设计、新闻标题，都是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正是他需要的救命稻草。
她将信纸折好塞回信封，没好气地问道：“你家郎君还说什么了？”
掌柜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放回铁柜中，语气平静：“汴京那边的《时报》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原本《时报》的发行量能独树一帜，郎君又为了维持《时报》的声誉，不肯报假消息和八卦。谁知近来有几家新报，专门模仿《时报》的体例，内容却比《时报》更激进更另辟蹊径，什么‘某路转运使侵吞官粮’、‘某州知州卖官鬻爵’，真真假假掺在一起，市井百姓最爱看这种消息，这一来，《时报》就被抢了大半的读者，销量一下子被冲没了大半。郎君找人呕心沥血写了多篇文章反驳，但因言辞太过激烈，反而被同行抓住把柄，说他‘收钱洗地’‘替贪官说话’，一时之间，《时报》的名声反倒更差了……”
掌柜给明晓又倒了杯茶，然后在一旁坐了下来。
明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滚烫的茶汤在舌尖上打了个转，她却没有立刻咽下去。顾时这封信，她并不意外。当初在办《时报》的时候，她就提醒过他，小报的内容定位是生存的根本。那时候她坚持把内容控制在民生娱乐、市井趣闻、诗文唱酬的范围内，偶尔穿插一点科举动态和时文点评，绝不碰朝政，绝不点官员的名，最多就是有一些隐晦的批判文章，以探讨学政改良的姿态出现，言辞温和，引经据典，让想找茬的人都无处下手。
民间小报才刚刚兴起，官府还没有大规模严打，这是一块几乎空白的市场。空白就意味着谁先站稳脚跟，谁就能吃下最大的份额。以前肯定也有人想过做这个生意，但要么是资金不够，要么是信息网铺不开，要么是内容太枯燥没人看。顾时的《时报》背靠清风楼的情报网，资金充裕，信息源广，本来应该是碾压式的优势，偏偏竞争对手眼红，随意传播假消息，这就不单单是生意上的竞争了。
如果放在现代，这个问题的解法其实很清晰。
她的思绪渐渐聚拢。首先，必须跟所有模仿者做彻底的切割。那些模仿者靠什么抢读者？靠敢骂，靠爆所谓的猛料，靠挑动读者的情绪。他们的读者是被“某某转运使贪污”“某某知州卖官”这种标题吸引过来的，这些读者并不在乎消息是真是假，他们在乎的是茶余饭后有谈资。而顾时用写文章反驳的方式来应对，等于是把自己跟模仿者放在了同一个擂台上——对方出什么招，他就接什么招。可这个擂台本身就是对方搭的，他接一招就输一招。唯一的破局方式，是从擂台上跳下来，换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让《时报》从“敢说话的小报”变成“江宁乃至汴京最可信的消息来源”，把公信力做成核心竞争力，让读者形成一种本能反应：别的报纸可以当故事看，但真要信，还得看时报。当读者想要确凿的消息时，第一个想到的是《时报》，而不是那些哗众取宠的模仿者。
公信力不是靠说“我比别人可信”就能建立起来的，必须要在每一个报道的细节上体现。比如建立一套严谨的核查制度，信息来源要标注清楚，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是据何人所说；时间地点要精确到日、到坊、到街；涉及数字的报道，必须给出原始出处。这套做法在现代社会是任何严肃媒体的基本规范，但这是在北宋，没有任何一家民间小报会这么做。
其次，要从“报道者”变成“服务者”。那些模仿小报只会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但《时报》可以告诉读者“这对你意味着什么”。米价涨了，不要只报一个数字，去采访粮商、漕运脚夫、公厨采买，告诉读者为什么涨、还会不会继续涨、如果继续涨普通人家应该怎么应对。春闱临近了，不要只登考试日期，去采访府学生员、历年考官、书铺老板，告诉读者主考官的文章喜好、府学内部流传的押题范文、市面上哪些参考书是滥竽充数哪些是真正有用。这些信息对江宁百姓和学子来说，比看一千条“某转运使贪腐”的新闻都更有价值。
第三，在当下的形势下，关于时政的话题若实在要碰，不能像其他小报那样点名道姓、捕风捉影。必须给自己定下规矩：不点名、不指控、不站队。就事论事，只分析政策本身的利弊，不评价官员个人的好坏。一旦发现事实核查不通过的报道，就在下一期的固定位置发更正。这种透明度和责任感，在这个时代是闻所未闻的，但正是因为没有做过，才足够独特，足够让读者信任。
她思量了一会儿后，根据在现代社会的耳濡目染又在最后加了一条，用于应对品牌形象危机，采用拆分互搏的策略，若再遇抹黑的情况，不如干脆自己和自己打擂台，将民生娱乐等亲民栏目、严肃新闻与时政评论全部拆分开，用不同的团队、不同的渠道去覆盖不同的读者。